节度使

节度使是中国古代官职名，唐朝沿用北周与隋朝旧制，在地方设置都督和总管，并赐予旌节，故称节度使。

唐初将天下分为十道，并以都督驻守各道，都督持节者即为节度使，故节度使在唐初只是使名。景云二年（公元711年）四月，贺拔延嗣任凉州都督，兼河西节度使。节度使之官自此正式出现。李隆基开元时期，在全国各地设置了十个节度使，此时节度使只有军事指挥权，天宝，节度使大多将军政财权集于一身，兼任观察使、营田使及支度使。安史之乱爆发后，唐廷为平定叛乱，内地也相继设置节镇，增至二十余道，不置节度使处亦置防御使，防御使不赐旌节，多以采访使兼领。又采取姑息政策，将安史降将封为节度使。致使战后唐朝境内方镇相望，辖境大小自十余州或数州不等，形成藩镇。黄巢起义后，各地节度使形成藩镇割据。五代十国初期，节度使的权势达到了极点，皇帝的拥立与罢黜都取决于节度使，先后多位建立政权的皇帝均出身节度使。

宋朝建立后，为吸取唐朝灭亡的教训，赵匡胤把国内藩镇进行重新布局，以知州取代节镇，节度使最终成为了荣誉称号之一。此外，辽朝、金朝也出现过节度使制度。元朝建立之后，采用行省制度，遂废除节度使。

节度使设立之初是为了防御边患，但发展中期节度使权力过大，摆脱了中央的管束，造成了唐朝末年藩镇割据的局面出现。长期的割据给国家和人民带来了巨大的灾难，也破坏了社会生产的正常进行。清代学者赵翼认为，唐之官制，莫不善于节度使。近代历史学家范文澜认为，募兵和节度使造成了唐朝中期的祸乱。当代历史学家沙宪如认为，唐代设节度使职，是军国要政中的创举。节度使的设置及其权势的发展，与唐王朝中后期的治乱兴亡有着重要的关系。对唐代节度使职的作用应该全面地予以正确的评价，从而吸取真正有益的经验教训。

名称由来

“节度”原为差遣性动词，本意为“节制调度”，汉代时已出现并使用（如《后汉书·梁谨传》载：朝廷嘉之，数玺书劳勉，委以西方事，令为诸军节度），唐初仍行用；至唐武后时，始以“节度”为使名，出现“节度大使”。曹魏时期，皇帝为了掌控对军队的指挥权，在州郡实行都督制，并兼任驻在州的刺史。据《通典》卷三十二载，曹丕始置都督诸州军事。晋朝建立后，都督都持节，持节分为使持节、持节和假节三等，使持节可杀二千石以下官者；持节杀无官位之人；假节只可杀犯军令者。到北周时，都督改称为总管。隋初仍称总管，后隋炀帝罢省此官。

唐朝建立后，李渊于武德元年（公元618年）在诸州复设总管。贞观十年（公元637年），李世民将全国划分为十道，行军征讨称为大总管，在其本道称都督。后来，行军大总管逐渐演变成统率诸军、镇、守捉的大军区军事长官。此外，唐初已在军事要地留驻部分征行军队，并每年派遣士兵轮番戍守；军、镇、守捉使属于差遣性质，仍保留征行的组织。原来带有“行军”含义的“道”，像葱山道、交河道、昆山道等，也转变为大军区性质的道，比如朔方道、陇右道等，于是长驻专任的节度使也随之出现。永徽年间，为了防御吐蕃、突厥、契丹等族，李治赐予部分都督 “使持节”的权利。《旧唐书·职官志三》载，朝廷任命节度使时，会在其受命之日授予双旌双节，使其得以在军事事务中专擅杀伐，出行时树立旌节，在府署设置六纛。此时节度使一词还不是正式官名。景云二年（公元711年），李旦任命贺拔延嗣为凉州都督充河西节度使，节度使开始成为正式的官职。

创立背景

均田制被破坏

隋朝末年，经过长期战乱，大量土地荒芜，唐朝建立后将这些土地收归国有，为国家按人口重新分配土地创造了条件。李渊武德七年（624年），全国总人口不到2000万，朝廷颁布了均田令：十八岁以上的男丁可分得田地一顷，其中20亩为永业田，为本人私产，80亩为口分田，本人死后要归还国家。均田制实行之后，唐朝人口激增，到天宝已经达到了5000万，国家实有耕地已经不能满足需求，再加上从李治、武则天时起土地兼并即已开始。随着时间的延续，到开元、天宝年间，使均田制彻底毁坏，出现了“富者兼地数万亩，贫者无容足之居”，致使无田可耕的逃户数目巨增，编户在册者锐减，国家税收随之减少。尽管税收减少，但政府开支未下降，反而愈来愈大。

府兵制被取代

唐朝初期，政府实行均田制，府兵参战武器和马匹自备，全国都有负责府兵选拔训练的折冲府，府兵在战斗中失踪、阵亡、致残的人都可以保有土地，立功者可以分到新的土地，使得很多青壮年都愿意参军。李治以后，土地兼并现象日益严重。唐朝的均田制并未认真贯彻，用来均田的主要是官田荒地，同时也将隋末农民起义中占地自种的农民和原有的自耕农都编入国家户籍，充作均田农民。家有兵士的人户有一定数量的土地，有一定的经济基础，服兵役能够勉强维持。唐高宗后期，为应对吐蕃等族的边防压力，仪凤二年（677）唐政府于关内、河东诸州召募长期服役的健儿驻防于唐蕃边境西北部的中亚，以时刻防范吐蕃骑兵的突然袭击，长期服役的健儿开始取代定期轮番防边的府兵。到唐玄宗时，随着均田制的废坏，使有利于中央集权的府兵制失去了存在的经济之柱。越来越多的人想方设法以逃避兵役，府兵征发越来越难，府兵制早已无法维持，唐廷将属于征兵制的府兵制改为募兵制，京师宿卫和边镇戍兵都实行招募。

边境防守压力

唐初在边境地域设置都护府，到唐中期时，声势大为下降，有的开始向内地迁徙，有的缩小与州县相等的行政单位。李治后期唐朝多次败于吐蕃之手，丢失了安西四镇，虽然后来重新占领四镇，却也将四镇的作用由安抚西域改为了防御入侵。高宗死后，四镇又被吐蕃与唐朝反复争夺，直到长寿元年（公元692年）武则天令王孝杰打败吐蕃，并设置安西都护府与北庭都护府。景龙三年（公元709年）金城公主入藏和亲，吐蕃趁此时又以和亲为名索要河西九曲之地，并又开始骚扰唐朝边境。到唐玄宗执政时，北方的突厥，西方的吐蕃，东北的奚、契丹等族的骑兵不时犯边，给唐朝造成了极大的边防压力。面对周边军事态势呈现的这种新特点，变李世民时期的军事进攻战略为军事防御战略逐渐成为唐统治集团的共识，例如在北部天山北侧经伊犁河谷通往中亚的路线上驻扎军队，防御突骑施、黠戛斯和东北突厥的侵犯。

历史沿革

初创时期

景云二年（公元711年），李旦以贺拔延嗣为武威郡都督、河西节度使，贺拔延嗣负责断隔吐蕃、突厥，治凉州（武威郡，今甘肃武威），统辖凉州、张掖市、酒泉市、瓜州县、敦煌市、伊州、西州等7州，也是历史上第一位正式的节度使。开元年间不断增加，至李隆基天宝，沿周边地区，已形成共有九大节度使，按设置年代排序为：河西节度使、北庭节度使、陇右节度使、幽州节度使、剑南节度使、安西节度使、平卢节度使、朔方节度使、河东节度使。除九大节度使外，在广州市设有岭南五府经略使，统辖经略、清海二军，桂、容、、交四府，因此时人也称十大节度使。

天宝年间节度使概况

权力大增

唐玄宗时，政府实行募兵制，节度使掌握着自行招募、选任属吏、生杀赏罚大权，逐渐形成了以节度使为核心的军事力量集团。开元二十一年（公元733年）以后，李隆基逐渐懒政，各地节度使出现了久任和兼统的现象。如节度使安禄山就曾掌握平卢、幽州、河东三个藩镇，统军十六万四千人，“精兵咸戍北边，天下之势偏重，卒使安禄山倾覆天下”。为了监察地方州县，唐玄宗将全国划分为十五道，中央经常派出名目众多的临时使官，先后有观风俗使、黜陟使、巡察使、巡按使、按抚使、存抚使、采访处置使等到各道巡察，对地方州县官吏进行监察后需将相关情况汇报给中央政府，且其职权仅限于“监察”。自开元二十一年（公元733年）在地方州郡常设采访使，就成了道一级的行政长官，使州刺史变成其下属。到天宝，采访使往往由节度使兼任。节度使原为军事长官，后照例兼观察使，掌控地方行政权。又兼营田使、屯田使、支度经略使、转运使、盐池使、海运使、水运使、押诸蕃部落使等，掌握财权，集大权于一身。地方财政收入分为上供、送使、留州三部分，送使部分常占最大份额。

形成藩镇

唐朝前期由都督府演化而来的藩镇势力逐渐强大，天宝十四年（公元755年），身兼平卢、幽州、河东三节度使的安禄山和平卢兵马使史思明发动兵变。自安史之乱爆发后，唐的地方行政制度发生剧烈的变化。节度使的设置从北部和西部边境地区扩大到全国各个地区，节度使最多达到了四十二个，较为稳定时也有三十多个，大多数是肃宗、李豫、德宗三个皇帝统治时期设置的。张国刚先生根据唐代藩镇分布、权力、及职能的不同，将其划分为河朔割据型（主要集中在魏博、成德、幽州三镇）、中原防遏型（玄武、武宁县、钟武、泽潞、河阳、义城、河东）、边疆防御性（主要集中在西北、西南边疆）和东南财源型（浙东、浙西、淮南、福建、江西）四种类型。这些节度使都兼任本道的观察使及驻在州的刺史，其中史称“ 河朔三镇 ”的魏博节度使田承嗣、幽州节度使李怀仙、成德节度使李宝臣割据一方，不仅不向朝廷纳税，还将亲兵队伍进一步发展和扩大。魏博节度使田承嗣就有十分强悍的牙军万余人，这些牙兵大部分是地方上的豪族子弟，成为地方割据的核心力量。

三代削藩

唐德宗即位，正值安史之乱刚刚平定，唐王朝中央权威受到藩镇力量的严重挑战。藩镇在政治上的独立性增强，不听朝廷命令，修城营垒，并相互联姻，结成同盟，导致“ 贡赋不入，朝廷府库耗竭”。由此唐德宗对财政进行改革，不仅推行杨炎的两税法，还将地方财税之权由原来转运、盐铁、租庸、青苗等“使职”转归户部之下的金、仓诸部。为加强对地方军事力量的控制，唐德宗将郭子仪的朔方军一分为三，将久任西川节度使十四年的崔宁调回朝廷，又任命李怀光率领朔方军成功镇压泾原别驾刘文喜叛乱。建中二年（公元781年）正月，成德节度使李宝臣去世，李宝臣的儿子李惟岳向朝廷请求袭其父位，连魏博节度使田悦也为其上书请求继任，遭到李适的反对，随即李惟岳、田悦联合山南东道节度使梁崇义等起兵反唐。七月，淄青节度使李正己去世，李正己的儿子李纳也请求继承节度使之位，唐德宗再次拒绝，李纳也加入了叛乱的队伍。唐德宗封淮宁军节度使李希烈为南平郡王，令其征讨叛军，李希烈率军击败梁崇义，梁崇义兵败自杀，李希烈希望接管梁崇义的地盘，而唐德宗却派李承为山南东道节度使，李希烈反叛大肆抢掠山南东道后撤军。

次年，李惟岳被部将杀死，唐德宗将成德节度使辖地分给李维岳的部将张孝忠、王武俊、康日知、朱滔。王武俊、朱滔对赏赐不满，便联手率兵救援魏博节度使田悦。李适任李希烈为检校司空兼任淄青节度使征讨李纳，但李希烈暗地派使者联络河北三镇的朱滔和田悦。不久，卢龙节度使朱滔自称冀王、成德王武俊称赵王、淄青李纳称齐王、魏博田悦称魏王，并派使者给李希烈，要奉其为帝。建中三年（公元783年）正月，李希烈自号建兴王、天下都元帅。唐德宗派泾原兵讨伐李希烈，当时泾原节度使朱泚被关押在长安，泾原兵路过长安时因赏赐问题发生哗变，推举朱泚为首领。泾原兵变的发生直接宣告了唐德宗削藩终结，第二年正月，唐德宗下罪己诏，朱滔等人亦相继表示归顺朝廷。李适晚年任用宦官充当监军，致使宦官专权与藩镇割据并存。

贞元二十一年（公元805年），唐顺宗李诵即位，唐顺宗即位伊始就任用王伾、王叔文、刘禹锡、柳宗元、程异、凌准、韩泰、韩晔、陈谏等人，开始了永贞革新，这次改革旨在加强集权，抑制宦官，削弱藩镇，结果由于触动了宦官们与节度使的利益，八月，唐顺宗被废，传位于李纯。

唐宪宗任用宰相杜黄裳、武元衡、李吉甫、裴度等组成中央决策机构，对藩镇的攻伐和招抚起到积极作用，并采取“以方镇御方镇”策略，利用其内外矛盾，从中操藩制藩，使得权归朝廷。元和元年（公元806年）正月，剑南西川节度副使刘辟因请求统治三川之地被被唐宪宗拒绝，遂发兵围东川节度使李康，唐宪宗派左神策行营节度使高崇文、神策京西行营兵马使李元奕等率军前往讨伐，刘辟被送到长安斩首。元和九年（公元814年）九月，彰义节度使吴少阳去世，其子吴元济企图继承节度使职位。吴元济拒绝吊丧使者进城，随即举兵叛乱。元和十一年（816年），成德节度使王承宗勾结淮西节度使吴元济，参与叛乱。次年七月，裴度以宰相兼彰义节度使奔赴淮西，与随邓节度使李愬等，大举进攻吴元济，吴元济被俘，李师道急忙献上长子作为人质，随即又反叛。元和十三年(818)七月，李纯诏令宣武、魏博、义成、武宁、横海诸镇前往讨伐李师道，李师道部将刘悟杀李师道，淄青节度使辖地归朝廷所有。在唐宪宗统治时期，虽节度使的权力得到了有效控制，但其主观平藩的目的只求归附不求彻底的削平，只求收买军心不求彻底的弥兵。以致朝廷日渐腐败，党争频繁，藩镇节度使参与并顺势与之勾结，其地位便日益牢固、势力日益发展。

割据地方

到李儇时，“天下离乱，礼乐征伐不自朝廷，禹迹九州瓜分割，或并或析不可备书”。干符五年（公元878年），黄巢起义爆发，社会局势发生了很大的变化。打破自安史之乱以来中央朝臣、宫廷宦官与地方藩镇三股势力，三者彼此相互制衡的局面，由于政府的威信大大降低，潘镇除去自身的利益考虑必须要寻求自保之路。另一方面，中央禁军的蜕化变质，不能有效的打击擅自拥立者，从而为藩镇的拥立提供了有力的条件。于是各地军阀纷纷称霸一方。黄巢起义之后，中原地区多数藩镇被宣武军节度使朱温吞并；河东节度使李克用占据河东及西北边镇的一部分而与朱温抗衡；西北边镇的另一部分则被陇右节度使李茂贞等所占据。中央能够管辖的地区只有河西、山南、剑南道、岭南西道的数十州。在这种情况下，天祐四年（907年）四月，朱温废李柷，建立后梁，改元开平，定都开封市，史称后梁。

五代时期

五代十国初期节度使形成了藩镇割据，节度使的权势达到了极点，皇帝的拥立与罢黜都取决于节度使。唐朝灭亡后，许多节度使依靠其军事实力开始争夺地盘，先后多位建立政权的皇帝均出身节度使。宣武军节度使朱温建立后梁；河东节度使李存勖建立后唐；河东节度使石敬瑭建立后晋。在朝代更迭中，节度使权力较大的事情逐渐被统治者意识到，于是节度使的权力开始逐渐被削弱。在行政上，适当限制藩镇的人事任用之权，频繁换任节度使人选，并剥夺了节度使任意任免判官的权力等。在军事上，通过各种举措逐渐收回兵权。如后梁太祖朱温两次整顿禁军，并将藩镇兵改编成侍卫亲军；遣散或被收编牙军（节度使的亲卫部队）；消除私兵募佣制，并在地方实行屯戍制度，将禁军派到各个藩镇进行屯戍。

宋元时期

宋初，赵匡胤即位，其时内有诸侯割据，外有辽朝侵扰。因此宋太祖沿袭五代十国旧制，将节度使制度保留下来，此时节度使除本州府外，还统领一州或数州府（称为支郡），辖区内的军、政、财权由其独揽，本质上属于半独立的小王国。但宋太祖始终对节度使心存戒备，因此对节度使的出身和晋升较为复杂。其晋升需从低阶武官逐步升迁，先经历遥郡阶段：遥郡刺史可转遥郡团练使，经特旨可转为正任刺史；遥郡团练使可转遥郡防御使，经特旨可转为正任团练使。宋初节度使可分为开国功臣、旧藩镇、新兴战功、潜邸亲随、宗室外戚其他六种类型。其中前两类型具有相当于五代十国藩镇的实权，保有唐末五代藩镇习气，是宋初节度使中最有实力的部分。新兴战功类型和潜邸亲随类型是由初统治者一手提拔起来的，没有财政军大权。宗室外戚节度使不乏领兵者，对宋初中央政权根本不会构成威胁。建隆二年（公元961年），宋太祖有惩于唐末五代时期节度使割据一方、相互混战的教训，采用赏钱夺权的办法，给予功臣银钱田地，要求他们解除兵权，通过“ 杯酒释兵权 ”收夺了开国功臣石守信、王审琦、高怀德的军职，其中解除了时任侍卫亲军都指挥使的节度使石守信对禁军的控制。尔后又通过“后苑之宴”和一系列分散、具体的行动罢黜了旧藩镇的节钺，同时对节度使的地方职权实行 “稍夺其权，制其钱谷，收其精兵”等措施。宋太祖在平定湖南省时，便命令湖南各州府直属中央，不再隶属于节度使。赵光义也采取了一系列配套政策，继续削弱节度使的军、政、财权，进一步强化中央集权。待到赵恒时，节度使一职完全沦为虚职，只是代表地位与俸禄的标志。

晚唐五代十国中原战乱频仍，辽朝南下入侵，占领了大量土地，辽国统治者仿效唐朝制度，将国内各部族首领封为节度使，并在各地设置头下军州，随着契丹的封建化进程的加快，朝廷不断降低头下军州的地位，节度使的地位不像唐朝那样独立。

金朝完颜阿骨打时期全部承用辽宋节度使名称，完颜晟天会六年（公元1128年）开始独立设置州军节度使。经过完颜亶、海陵时期的官制改革，逐渐形成了完整的制度，节度使的数量也不断增加，同时还存在节度使连任现象。

元朝建立之后，采用行省制度，遂废除节度使。

编制选任

编制

选任

开元十五年 ( 公元727年)，朝廷有以亲王遥领节度使的情况，如庆王谭为武威郡都督兼河西节度大使；忠王俊为单于大都护兼朔方郡节度大使之类，这些亲王不实际赴任，而是以节度副大使知节度事，又常以宰相遥领。如原本担任兵部尚书、河西节度所大使知节度事的萧嵩，在被授予同中书门下平章事（即宰相）一职后，依旧兼任原节度职务；此外，李林甫曾遥领陇右节度，杨国忠曾遥领岭南节度。李林甫任相时为阻绝边帅入朝为相，启用胡人为节度使。唐中叶以后，节度使往往自择将吏为留后。如萧嵩以牛仙客为留后，李林甫以杜希望为留后等。司马光在《资治通鉴》中对节度使的任用做过总结：自唐兴以来，边帅皆用忠厚名臣，不久任，不遥领，不兼统，功名显著者往往入为宰相。四夷之将虽有阿史那·社尔、契何力，但不担任大将之任，都是以大臣为使。开元年间，李隆基崇尚武功，在骄侈心的驱使下，为征服四夷，因此边将十余年久任，盖嘉运、王忠嗣兼统数任节度使。

五代十国柴荣时，节度使的选任与所居藩镇的重要性及被君主信任程度、出身、能力等因素相对应。其一为禁军兼领节度使，其二为藩镇与敌境接壤，战事较多，往往由能力较强的亲信担任。其三主要任务是防务、治安、提供赋税、力役，往往由前朝遗留的节度使担任。其四是藩镇名义上归附中央，但具有半独立性质，根据该藩镇与中原地区的距离和藩镇自身的实力，中央对此类藩镇的控制力有限，节度使往往得以世袭。

历史意义

军事作用

从安史之乱之后到黄巢起义之前，各地节度使往往能够很好地发挥军事上的作用。大历三年(公元768年)八月，吐蕃发十万大军侵犯灵武市，宁节度使马璘率军击破吐蕃二万余众。大历九年(公元774年)四月，为抵御吐蕃，李豫命节度使郭子仪、李抱玉、李忠诚等十七万兵力边备御防。贞元二年(公元786年)八月，吐蕃进犯泾、陇等地劫掠牲畜和粮食，护国军李元谅率军驰援。九月，吐蕃再犯，凤翔节度使李晟调派其部将王必夜袭吐蕃军营，后又派兵袭击吐蕃沙堡，斩杀吐蕃酋长扈屈律设赞。此时的节度使们不但能够防御外敌，还能维护地方治安。山南东道节度使徐商辖境内多有盗贼，为防备盗贼，他另置军营进行训练。崔安潜任西川节度使时，对告发捕捉盗贼的百姓予以奖励。

发展经济

安史之乱爆发后，对卖商品进行征税，弥补国家财用不足，管理榷税成为藩镇节度使的重要职责。开成二年(公元837年)，武宁军节度使薛元赏将泗口税场税收不合理状况上奏朝廷，并请求对额外征收杂税予以停止。唐文宗随即停罢泗口税场所置胥吏及差役，废除其所征杂税，每年由户部拨给水驿所需经费，从度支上供钱中划拨泗、宿二州所需军费，以此平息民怨，以利商旅通行。同时藩镇节度使还要负责地方的农田开垦、兴修水利等事宜。如凤翔节度使李惟简为执政时，积蓄财谷，铸造农器，使其辖境垦田倍增，连年丰有余。为推动商品经济的发展对流通货币的需求，朝廷赋予藩镇节度使管理地方铸币职权。

改善民生

在民政方面，节度使还要负责地方漕运的疏通，治理水患以及赈灾救济等。如兴元元年( 公元784年 )，蝗成灾，百姓陷入饥荒。淄青、泽潞、魏博等藩镇节度使发放朝廷所赐五万石米；贞元八年(公元792年)，荆南节度使李皋为流民建置房屋、修堵古堤、开辟农田，修建桥梁，挖凿水井；元和八年(公元813年)，黄河泛滥，滑州羊马城受灾，义成节度使薛平与魏博节度使田弘正征发万人，加宽废黄河以此缓解水力。

影响与评价

社会影响

节度使的设置之初，是解决社会矛盾和应对边境问题的必然措施。藩镇局面的形成是安史之乱及其平定前后各种复杂的政治、军事形势和茅盾相互作用的结果，之后藩镇成为凌驾于州之上的行政建制。这期间，藩镇与朝臣和皇帝三者之间，依然能达到平衡。到唐朝后期，藩镇不再受中央管控，由此导致的负面因素在整个国家体系中不断蔓延。对人民的残酷剥削和连年战争，使人民的赋役负担不断加重，大量人口逃亡或死于战乱，大量土地荒芜，严重阻碍了社会经济的发展，最终造成了五代十国的混乱局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