诸葛亮北伐

“诸葛亮北伐”是指三国时期蜀汉丞相诸葛亮率军北上五伐曹魏的一系列军事活动，主要发生在蜀建兴六年（228年）至建兴十二年（234年）的七年间，民间又有“六出祁山”的通俗提法。

诸葛亮北伐的设想，最早见诸于《隆中对》一文，正式付诸筹备则始于蜀建兴四年（226年），随即“东联孙吴、西和诸戎、招揽孟达、劝农讲武、北驻汉中市 ”等一系列备战行动全面铺开。建兴六年（228年）正月，诸葛亮在南郑（今汉中市）聚将议事，制定“先入陇右（今关山以西地区）、继取雍州雍州、后占渭河平原，徐图中原”的北伐策略后，便一路挥师北上出祁山、攻西县、围陇西、击上邽、收姜维，天水、南安、安定三郡亦是不战而降，但却终因“马谡失街亭”而功败垂成；同年冬天，诸葛亮再度兴师北上出散关，兵围宝鸡市二十余日未能突破，粮尽罢兵，期间斩杀魏将王双。建兴七年（229年）春，复又率部起兵北出阳平关，大败魏将郭淮于建威一带，武都、阴平二郡由此归降蜀汉。建兴九年（231年）二月，诸葛亮四出祁山挥师伐魏，与郭淮、司马懿等对阵陇右近四个月，后因粮草不继而退还蜀中，归途斩杀魏将张郃。建兴十二年（234年）二月，会同孙吴东西两线挥戈北攻曹魏，兵驻五丈原与司马懿相持缠斗六月有余，终因忧虑成疾而病卒军中，至此诸葛亮北伐宣告结束，五次北伐最终失败，但蜀汉成功占据武都、阴平二郡，并斩杀张郃、王双等魏国名将，自身亦折损马谡等重要将领。

关于诸葛亮北伐一事，古今学者论见素来莫衷一是。就其用兵动机，史家多以为诸葛亮北伐是基于儒家忠君、报恩等思想，出于“以攻为守”“维系政权”的战略意图而发动，且总体是以军事上的失败而告终的，至于其失败原因与战略达成，不同学者的认知迄今仍是大相径庭。论及失败原因，晋人陈寿评说“盖应变将略，非其（诸葛亮）所长”；华人孙樵则述称“天歼武侯”，意即未得天时；现今学者多以为北伐失败当是“诸葛亮本人军事韬略、魏蜀国力军力悬殊”等种种现实因素综合作用的结果。后世观其影响，则有言称其系主观盲动促使蜀汉加速灭亡者，也有称其系“以攻为守”延续了蜀汉国祚[zuò]者，亦有持中称其政治、军事目的得到不同程度实现者。

战争背景

三国时期，曹魏、蜀汉、孙吴在长期的军事对峙中，渐次围绕黄河、长江流域形成了一定意义上的地理均势，历来皆系中国兵家必争之地的汉水（今汉江，长江最大支流）源头汉中市，因其北依秦岭、南据大巴山脉、腹为盆地的天然地理，自然便成了魏、蜀政权在西线一带的斗争枢纽，与中线荆州一带、东线淮河流域同样引得魏、蜀、吴三国竞相逐鹿。建安二十四年（219年），刘备大败曹操攻取汉中后，魏蜀两国西线对峙的主战场发生转移，祁山（今陇南市北部）、陇右地区的战略价值逐步显现，成为继汉中之后的又一重点冲突地区。

蜀汉方面

早在诸葛亮出山之际，即作有《隆中对》阐发“北定中原，复兴汉室”的统一志向。蜀章武三年（223年），刘备东征兵败病逝后，蜀汉、孙吴联盟的恢复，使得本已军事力量大减、内部政局不稳的蜀汉再度出现转机，继而为诸葛亮整顿内政、发展生产、恢复经济创造了外部条件。但是自从关羽失荆州、刘备败夷陵后，荆州集团在经历失荆州、败夷陵，元老死伤惨重（关羽、张飞、黄忠、马良、麋竺等皆亡），无力继续压制强大的蜀地集团，所以必须联合东州集团。三方长此以后，矛盾日渐突出。刘备也意识到了这一点，所以在托孤之时，除了任命诸葛亮为“正托孤大臣”还任命李严为“副托孤大臣”。一来可以使双方互相监督，二来可以借机拉拢东州集团。况且李严也算是半个荆州集团，不与刘备定下的基本国策冲突。

蜀建兴三年（225年），诸葛亮领兵南征平叛期间，出于安定后方、开拓兵源、蓄积财力的考量，积极运用“攻心为上”“南抚夷越”的策略，先是屡擒屡纵益州郡（郡治今昆明市）大姓孟获，降服南中各部；后又在当地着手推广先进农耕技术，积极提倡兴修水利、鼓励发展生产，继而使得南中地区的局面很快安定下来，解除蜀汉北伐后顾之忧掣肘的同时，也为诸葛亮出师北上创造了兵源和财政上的客观支持。

南征还师后，蜀汉一方面对内推行屯田、励精图治，一方面对外东联孙吴、西和诸戎，经过一年多的厉兵秣[mò]马后，蜀汉不仅训练了一支包括“ 无当飞军 ”在内的精兵劲旅，时局也呈现出“田畋[tián]辟，仓禀实，器械利，蓄积饶”的富强局面，整体国力从夷陵战败中得到较快恢复性增长，最终于蜀建兴四年（226年）随着曹丕曹丕的病逝，在诸葛亮“以攻为守、兴复汉室”等的思想主张下，蜀汉兵出祁山、北伐曹魏一事遂再度提上日程。

曹魏方面

东汉末年，汉中之战败北的曹操失去汉中这一对蜀作战前沿后，遂开始奉行“东置合肥、南守襄阳市、西固祁山”的防御部署，转而长期采取扼守要点、坚城挫锐的对蜀策略，在陇西县、南安、祁山、汉阳、陈仓一线重兵布防，祁山和陇右地区也由此成了魏蜀两国反复争夺的重点区域。

建安二十五年、魏黄初元年（220年）曹操逝世，其子曹丕篡汉称帝，自邺城遗址（今临漳县）还都洛阳市（今河南洛阳东），改国号魏，史称“ 曹魏 ”；此后数年间，随着蜀汉先主刘备的逝世，本就奉行“先吴后蜀”战略的曹魏集团，遂对地处西南的蜀汉政权愈加忽视。直至蜀建兴四年、魏黄初七年（226年），曹丕曹丕去世，新主曹叡曹睿登基后，时年虽称祁山、合肥市、荆州市为魏地边防三要镇，但魏军仍多以富饶的关中地区为中心屯兵，反观陇右则因地势崎岖、供给困难而兵力投入相对较少，且多懈怠废弛；另一方面，受益于“休养生息、蓄积力量”战略的施行，曹魏整体国力在赤壁之战后则实现了较快的恢复与增长。

孙吴方面

蜀章武三年（223年），蜀、吴两国重新结盟后，便也开始不断在中线荆州一带、东线淮河流域对魏用兵，先是建兴四年（226年）孙权攻江夏（郡治今湖北云梦）、诸葛瑾出襄阳（今湖北襄樊）；嗣后诸葛亮挥师北伐期间，孙吴也数次出兵大举伐魏，在中、东两线相继发起了石亭之战、三围合肥新城等一系列战略进攻，尽管东吴屡次出兵往往败多胜少，但在客观上同样发挥着牵制曹魏、策应蜀汉的战略作用。

北伐动机

就诸葛亮的北伐动机，古今学界论述颇多，其间也有一定争议，但总体有五：

一是基于以攻为守，伐魏自保。《三国志 ·诸葛亮传》引注、《三国志·邓艾传》引注和《华阳国志·刘后主志》均称“是时蜀弱魏强，不用兵恐难自保，北伐则犹可自保”，认为诸葛亮之所以不惜举国北伐，便是出于“以攻为守”的战略考量。已故学者刘祚昌、现代学者刘国石和白寿彝版《中国通史》、现行本《中国兵学通史》等亦持此说；但现代学者张大可、岳玉玺等则认为，所谓以攻为守，伐魏自保的说法并不成立，且也与历史史实不符。

二是基于凝聚人心，转移矛盾。现行本《中国兵学通史》基于“以攻为守”一说分析指出：“高明如诸葛亮者自然知道，除非‘天下有变’，否则仅凭益州的人力物力，要实现兴复汉室的战略目标，可以说希望渺茫，于是高举北伐这一政治旗帜，就成为维系人心、勉力支撑蜀汉政权的最重要手段。即使‘一出师即乏粮’，也仍坚持北伐不止。”

三是基于正统和王业不偏安思想。现代学者张大可反驳“以攻为守”一说指出：“诸葛亮北伐真实的动机即是忠君事主和王业不偏安”；现代学者刘国石亦认为，“诸葛亮本人有着较为浓厚的正统思想，出于造势和标榜蜀汉正统的考量；同时又立足于王业不偏安的既有认知，摆脱地居益州一隅的境遇则必然是诸葛亮北伐的基本动因所在。”

四是儒家忠君和报恩思想熏陶。唐代学者孙樵和现代学者刘祚昌、余明侠等均认为，诸葛亮深受刘备知遇之恩，同时又身负托孤之重，虽明知北伐曹魏难以胜利，但仍坚持不懈地挥戈北上，当是有着报答先主知遇之恩和践行儒家“明其道不计其功”的基本考量。

五是基于蜀汉国力的空前发展。现代学者张大可、刘国石等认为，诸葛亮北伐前夕，蜀汉届已平定南中变乱，经济有了空前的发展，且吴蜀联盟也得到了恢复和巩固，训练了一支近20万人的精兵劲旅；同时考虑到后主刘禅暗弱，而本就人才匮乏的蜀汉又逢诸葛亮等日渐年高，倘若日后再图统一恐将更加无望，遂只得趁势及早兴兵北伐。

主要人物

诸葛亮北伐，魏蜀双方参战将领人物众多，但主要统帅有诸葛亮、曹真、司马懿三人：

诸葛亮（181年-234年），字孔明，琅邪阳都（今山东沂南县）人，父亲系东汉末年泰山郡丞诸葛珪。诸葛亮父母早亡，幼年便投靠了叔父豫章知府诸葛玄；建安二年（197年），叔父去世后，诸葛亮遂移居隆中（今襄阳市西北二十里），其间躬耕陇亩近十年，常以先贤管仲、乐毅自比，又与崔钧、徐庶等名士相交，人称“卧龙”。建安十二年（207年），刘备屯兵新野时，曾三赴隆中求教诸葛亮，史称“三顾茅庐”；此后受聘出任刘备军师，辅佐其一路南征北战，先于翌年十月促成孙刘联盟，在赤壁之战中大败曹操；后于建安十九年（214年）助其攻取益州，直至蜀章武元年（221年）拥戴刘备蜀中称帝，积功累官至蜀汉丞相。刘备病逝后，诸葛亮受命辅佐后主刘禅，领益州牧、封武乡侯、总理朝政，长期奉行“东联孙吴、西和诸戎、南抚夷越、北伐曹魏 ”的统一路线和“训章明法、劝善黜恶、展业兴农、整饬吏治”治国策略，自蜀建兴六年（228年）至建兴十二年（234年）间，诸葛亮或会同东吴或联合鲜卑抑或单独出兵伐魏，意图统一中原、兴复汉室，但皆遭失败，后卒于五丈原（今陕西岐山县）军中，终年五十四岁，葬于汉中定军山；谥[shì]号忠武侯，后人辑有《诸葛亮集》传世。

曹真（？-231年），字子丹，沛国谯县（今亳州市）人，三国时期曹魏将领，曹操同宗侄子。早年丧父，被曹操收养，视若己出。及至成年，因统虎豹骑随曹操征战有功，受封灵寿亭侯，后又累迁偏将军、中坚将军、中领军。汉建安二十四年（219年），曹真受命出任征蜀护军，统率徐晃等人在阳平关击败刘备部将高翔。曹丕继位后，升任镇西将军、假节，都督武威郡、凉州诸军事，晋封东乡侯。张进等人在酒泉郡叛乱，曹真派部将费曜讨伐，斩杀张进，平定叛乱。魏黄初三年（222年），曹真返回京城，升任上军大将军，假节钺，提调京城内外兵马。翌年与夏侯尚等一道率军征讨孙权，因功升任中军大将军，加授给事中。魏黄初七年（226年），曹丕病重之际，受命与陈群、司马懿等同辅朝政；曹叡曹叡登基后，曹真又升大将军，晋封邵陵侯。魏太和二年（228年），蜀汉丞相诸葛亮挥师北伐，曹真再度受命统兵入关陇抗击蜀军，收复南安、天水市、安定等郡；两年后，升任大司马，并于同年请命率军西征伐蜀，后因遭逢连日大雨而被迫退军。魏太和五年（231年），诸葛亮第四次北伐之际，曹真因病在洛阳市去世，谥[shì]号元侯，其子曹爽袭爵。

司马懿（179年-251年），字仲达，南阳市温县（今温县西）人，三国时期曹魏权臣，西晋政权奠基者。司马懿出身名门望族，少年即以才学称名；早年投奔曹操，先后在丞相府担任文学掾、丞相主簿、军司马等职。曹操封魏王后，司马懿受出任魏王太子中庶子，辅佐曹丕，屡屡出谋划策，深受信任与重用。汉建安二十五年（220年），曹丕袭爵称魏王，司马懿因功晋爵河津亭侯；曹丕代汉称帝后，司马懿又历官尚书、御史中丞、侍中、尚书右仆射等职，晋封安国乡候；曹丕出征或巡游，亦多留司马懿镇守许昌市，负责大军后勤事务。魏黄初七年（226年），曹丕去世，曹叡曹叡继位，司马懿受命与曹真、陈群辅政，晋爵樊哙；翌年督军击退孙权进攻，迁任骠骑将军，都督荆、豫二州诸军事，率部镇守宛城区（今南阳市）；太和二年（228年），斩杀意欲叛魏投蜀的新城太守孟达。自太和五年（231年）至青龙二年（234年），司马懿接替曹真两度统兵对阵诸葛亮，长期采取坚壁据守、以逸待劳的策略，使得诸葛亮北伐连年无功，后因功升任大将军、太尉。魏景初二年（238年），司马懿率四万大军平定辽东公孙渊叛乱，收复辽东四郡；翌年曹叡去世，刘辩曹芳即位，司马懿又与大将军曹爽一起受命辅政，历官都督中外军事、大司马、太傅等职。嘉平元年（249年），在与曹爽争权过程中，司马懿趁势发动高平陵政变，曹爽及其党羽随即被诛杀，朝政大权由此落入司马氏手中；嘉平三年（251年），都督扬州市诸军事王凌起兵拥魏反击司马懿，后与楚王曹彪相继遭到诛杀；同年司马懿出手囚禁曹魏宗室诸王，后于八月在洛阳市去世，卒年七十三岁。嗣后，其子司马昭袭爵封晋王，追授司马懿为宣王；其孙司马炎称帝后，又追谥司马懿为宣皇帝，庙号高祖，其陵称“ 高原陵 ”。

战前准备

蜀建兴四年（226年），曹丕曹丕去世，新主曹叡即位的消息传来，诸葛亮认为北伐时机业已成熟，随即修书联络不甚得志的投魏蜀将孟达，招抚他以新城郡（治今房县）太守领兵反魏归蜀，继而直接威胁宛城（今南阳市）、牵制魏军，藉此从南阳、陇右两线抗衡蚕食曹魏。翌年三月，诸葛亮向后主刘禅上《出师表》，《为后帝伐魏诏》亦随之刊布，蜀汉北伐军政部署由此尘埃落地，侍郎郭攸之、费祎 [yī]、董允与尚书陈震共同操持军国大事，长史张裔、参军蒋琬留守成都，处理丞相府事务；诸葛亮领兵二十万前出汉中阳（今陕西勉县），练兵屯驻于阳平、石马一带（今勉县的汉江北、老城镇至旧州铺一带），伺机北伐曹魏。

蜀建兴五年（227年）六月，正值诸葛亮联合武威郡诸国共谋伐魏之际，策反新城郡一事也很快得到积极响应，但在太守孟达表露举城投蜀心迹后不久，便因蜀汉内部党争而致使孟达投蜀消息败露；翌年正月，都督荆州的司马懿旋即挥师疾攻新城郡，孟达未及抵抗、兵败被杀，蜀汉两线伐魏的计划遂胎死腹中，诸葛亮只得北出秦川，劳师远袭。

战争经过

一伐出祁山

蜀建兴六年（228年）正月，诸葛亮在汉中市（今陕西汉中）召集军事会议，商讨北伐出兵策略。时任汉中市督、先锋将军魏延主动请缨，献计称：“ 长安守将夏侯楙 [máo]怯战无谋，蜀军可兵分两路出击北上，一路可由其亲提精兵五千、粮兵五千，经由子午峪（谷口在西安南）出奇兵直捣长安；一路则由诸葛亮统领大军出斜谷（谷口在眉县西南）绕道北进，两路大军月余即可会师长安、夺取关中。”但诸葛亮认为此计过于冒险，不如先取陇右（今陇山以西地区），再蚕食武威郡（今西安西北）、凉州（今张家川县），后占关中、徐图中原。

关陇名噪一时

蜀建兴六年（228年）春，诸葛亮计定兵分两路、声东击西，采取“稳扎稳打，先取陇右，继取关中，后图中原”的策略挥师北上。第一路，由赵云、邓芝二将率部出疑兵，开赴箕谷绥阳谷道（今陕西褒城北）假意兵发斜谷（今陕西眉县南）、北攻眉城（今陕西眉县北），迷惑魏军的同时一并保障北伐部队的侧翼安全；第二路，由诸葛亮统领蜀军主力西出祁山，以马谡为先锋一路沿阳平关（今陕西勉县西）、武兴（今陕西略阳）、建威（今西和县）、祁山、天水市（今甘谷县东）攻击前进；面对曹魏长期武备松弛的渭河平原、陇右地区，蜀军北伐部队先攻祁山击败魏将高刚，后出西县（蜀称卤城，今甘肃礼县）一路逐北、攻城掠地，天水（今甘肃甘谷）、南安（今陇西县）、安定（今甘肃镇原）三郡不战而降，雍州刺史郭淮、天水太守马遵皆自败逃、退保上邽（今甘肃天水），魏将姜维归服蜀汉，一时关中大震。是时，唯有陇西（今甘肃陇西东）太守游楚尚在坚壁据守。

曹叡曹睿得报后，虽在此前业已采纳朝臣孙资等人的建议，决计沿袭“先吴后蜀 ”的基本国策，继续保持“据险坚守、韬光养晦”，但因渭河平原形势突变、前线军情吃紧，蜀军前锋届已催兵掩杀至天水地区，曹睿遂急召魏将曹真提调关中诸军驰援眉城，备御赵云；又召魏将张郃统领步骑五万取道雍城遗址（今陕西凤翔）、陇县经陇坻道（今陇坻南道）翻越关山直扑街亭（今甘肃张家川回族自治县上城子），阻击诸葛亮。

街亭失利罢兵

战至二月，诸葛亮统兵出镇西县，以蜀将魏延为先锋督兵攻上邽，同时兵临陇西县、广魏二郡，但因蜀军作战行动迟缓，始终未能乘虚攻克陇西、广魏等地，继而贻误了在陇右展开部署和阻断陇山隘口的最佳战机，致使陇右地区既得数郡难以固守。嗣后十七日，曹叡出洛阳西镇长安，督令魏将曹真、张郃[hé]率部疾驰陇右；诸葛亮得知张郃率军杀来后，急调马谡、王平（又名“何平”）为先锋屯兵街亭之战，据险扼守陇坻道隘口正面迎敌，高翔出偏师屯兵列柳城策应支援，不料主将马谡赶赴街亭后却未能依计当道（陇坻南道隘口）布阵，反倒径直率部上南山（今甘肃凤凰山）安营扎寨，意欲居高临下而克敌制胜，最终致使蜀军主力被魏将张郃、费繇率部围困山中，对阵十余日后便因水源断绝而兵败，后在副将王平接应下方才勉强逃出生天；同时屯兵列柳城的蜀将高祥，也因遭到魏将郭淮的反攻而兵败陷城，由此街亭失守，北伐形势逆转。

街亭一战，蜀军锐气受挫，魏将张郃则领兵过街亭直插陇右，出镇眉城的魏将主帅曹真随即也挥师斜谷，发起对蜀破袭战，然守将赵云、邓芝等部也因受山地作战联络不畅等影响，既未能提前侦知曹魏前军部署变化，及时向蜀军前线提供情报支持，又没有发挥奇正之兵的作用，有效迟滞魏军西进、策应前线主力在陇右的作战行动，最终反被魏将曹真率部乘势击退。同年四月，魏军大部杀入陇右，连克数郡，蜀军全线溃退。与此同时，受到蜀汉内部“荆襄”党争影响，镇守汉中市的姚静、郑他二人也因惧怕在孟达倒戈被诛过程中消极施援而遭致蜀前将军李严报复，遂径直临敌率部叛逃曹魏，致使本就作战不利的蜀军北伐部队后勤补给再添变数，种种变乱最终迫使诸葛亮只得就此罢兵、还师汉中。事后，马谡被斩，诸葛亮自己仍上书自贬三等，并作了自我批评，刘禅接纳，但仍命诸葛亮以右将军行丞相事，赵云贬为镇军将军，王平加拜参军，姜维授官丞相仓曹掾（主管丞相府粮食仓库）。

二伐出散关

蜀建兴六年（228年）夏，基于吴蜀两国结盟抗曹的事先约定，蜀军出祁山打响北伐战役第一战不久，孙权便使诈降计在淮南发动“ 石亭之战 ”，一举歼灭时任大司马曹休麾下所率曹魏诸军数万人，引得魏军大部皆被紧急征调驰援孙吴前线，一时关中空虚。

消息传至蜀汉后，诸葛亮当即于同年十二月前后临机请命，再度挥师北上、改出大散关（今山西宝鸡），兵发宝鸡市（今宝鸡东）；然因陈仓地势险要、易守难攻，且曹魏早有布防、届已构筑城池，诸葛亮在两度派员游说守将郝昭未果的情况下，只得指挥蜀军起云梯攻城车、挖地道掘进强行攻城，其间虽经二十余天轮番激战，但始终未能突入城中，后因蜀军前线粮草即将耗尽，而张郃等所率曹魏援军又将临近，诸葛亮遂也只得传令罢兵；还蜀途中，魏将王双一改坚壁不出的策略，率部出城一路追击，后被蜀军斩于马下。

三伐取两郡

蜀建兴七年（229年）春，诸葛亮汲取此前北伐失利的教训，改定采取就近作战的策略复又兴师北征；出征伊始，诸葛亮便命部将陈式率军先出阳平关，伺机攻取突出在蜀地的魏属武都（今甘肃成县）、阴平（今甘肃文县）二郡，籍此巩固蜀汉政权的西北边防，而诸葛亮则亲提大军继后策应；其时适逢武威郡刺史郭淮意欲出兵阻击陈式，救援武都、阴平二郡，诸葛亮闻言随即兵出建威（今甘肃西和县），率蜀军主力一路截堵追击郭淮直至祁山一带，使得武都、阴平二郡最终归入蜀汉版图，拓展了来自氐、羌等少数民族的蜀军兵源。蜀建兴八年（230年）秋，建威之战失利的魏国集结大军反攻蜀地，但因沿途连降大雨且又道路阻滞，魏军大部未及全面展开便又匆忙罢兵。

四伐出祁山

蜀建兴九年（231年）二月，蜀汉经过近两年的厉兵秣马后，抓住魏军西征无功而返的有利战机，以汉中为丞相府行辕大营，以武都、阴平二郡为前进基地，再出祁山攻陇右；同时基于长期作战的考量，他还启用了史称“木牛”的独轮式人力小车转运粮草，授命中都护李严（又名“李平”）留守汉中丞相府行营，督运前军粮草、处置行辕军务，以利北征。嗣后，诸葛亮兵至祁山，随即便下令大军包围祁山古堡，困魏将贾栩（一作“贾嗣”）、魏平于城中，蜀将王平则受命率无当飞军屯兵祁山南围；与此同时，诸葛亮又遣使联络雄踞漠南的鲜卑部落共伐曹魏，鲜卑首领轲比能由是率部南下至原北地郡石城一带（今甘肃皋兰县），与北伐蜀军遥相呼应，一时魏廷震动。

鏖战司马懿

是年能征惯战的魏将曹真病重，曹叡曹睿遂急召司马懿赴洛阳市，受命其出任都督雍、梁（凉）二州诸军事，统率车骑将军张郃、后将军费曜、征蜀护军戴陵、雍州刺史郭淮等一道抵御蜀军；司马懿奉命西屯长安后，即令魏将费曜、戴陵为先锋率部疾驰陇右，嘱其二人预留四千精兵驻守上邽，余部兵马尽皆前出救援祁山；而司马懿则自提大军与张郃一道继后开赴陇右；延至四月，祁山尚未攻克之际，届已侦知司马懿西援动向的诸葛亮，随即改命部将王平督兵继续围攻祁山，蜀军大部则由诸葛亮统兵北上、突袭上邽，继而以调动魏军并迎战司马懿。

消息传出后，魏将郭淮急约费曜统领陇西、上邽驻军沿途截击，意欲将蜀军主力阻滞在祁山至上邽途中，然却恰巧正中诸葛亮“ 三十六计之围魏救赵 ”的计谋；经此“上县之战”，郭淮、费曜联军大败，率部退居上邽自保，蜀军则径直开赴上邽城下，提前抢收小麦、断敌粮草，伺机与魏军主力展开决战；到达上邽附近麦田后，没有等待收割一个月就成熟的麦粮，只对麦田进行了芟除破坏。据《汉晋春秋》所载，郭淮、戴凌为保护麦田，仅率四千人主动进攻诸葛亮主力部队，为亮所破，此说不为正史所载，仅四千人主动进攻又颇为费解，故此说存疑。继后赶来的司马懿麾下众军闻知上邽危急，遂也弃祁山而改道杀奔上邽，屯兵于上邽城东翼，敛军据险、坚守避战，希冀通过打消耗战而迫使蜀军粮尽罢兵。

两军对峙期间，诸葛亮见魏军始终坚守不战、战机难寻，遂只得下令蜀军佯动退兵、诱敌追击；然司马懿则一路率部相机尾追、从不浪战，凡遇蜀军回师寻战，动辄敛兵登山掘营，遂使得蜀军一时无机可乘；及至五月两军相持于卤城（今甘肃礼县）一带后，魏将张郃、贾栩、魏平等最终按耐不住而躁动起来，当月中旬在军前众将一再请战的情势下，司马懿最终计定两路出击迎战蜀军：一路由魏将张郃率部攻击屯兵祁山南围的无当监王平，一路由司马懿督统魏军余部出中道攻击蜀军大营；结果张郃攻击不利、屡遭挫败，司马懿所部亦被蜀将魏延、高翔等率军击破、退保上邽。

退兵斩张郃

蜀建兴九年（231年）六月，正值魏蜀两军前线对垒相持、粮草皆自难以维系之际，又逢蜀地阴雨连绵而军需供给困难，负责督运粮草的蜀臣李严眼见粮运不继、难辞其咎，遂暗中遣使假传圣旨、勒令全军撤退，继而诸葛亮迫于情势只得再度罢兵；眼见蜀军退兵，司马懿不顾反对，强令魏将张郃率部一路追击，后在木门道（今甘肃天水西南）中伏兵败，张郃中箭身亡；嗣后，李严也因假传圣旨而被贬为庶民。

五伐出斜谷

止兵息戈三年间，诸葛亮为早日实现北定中原的战略构想，在总结经年伐魏难成大事经验教训的基础上，继而展开了一系列更大规模的备战行动；蜀建兴十年（232年）以后，深感“粮谷军要”的诸葛亮，便开始有计划地在黄沙镇集结部队，推行士卒边休整、边屯田的“休士劝农”策略；同时改命吕乂 [yì]出任汉中太守，兼领督农、供继军粮，积极发展农业生产、广积粮草军需；这一时期，诸葛亮还创制了名曰“流马”的运粮工具，修筑了斜谷邸阁（粮仓）预先囤积粮草，以利北征。

相持五丈原

蜀建兴十二年（234年）二月，诸葛亮统军十万取道斜谷、兵发渭河平原，计定北渡渭河阻断陇道、隔绝陕甘，继而会同孙吴孙权，东西举事夹攻曹魏，只待魏吴东线战事爆发，蜀军便可趁势西进，伺机控制关陇地区；是时蜀军先行，四月业已军至眉县，因被魏军当道拦住去路，蜀军大部队遂就地屯兵在五丈原上，虎步监孟琰则率部兵驻武功水东侧，同与司马懿所部相持于渭水南岸，意欲相机夺取渭水北原、继取岐山一带、控扼关中盆地，从而切断魏地长安与关陇地区的地缘联系；不料此计却被雍州刺史郭淮先行识破，及至诸葛亮使计佯攻西围、暗击阳隧时，郭淮已受命领兵进驻北原、阳隧。由此遂使得蜀军偷袭渭北的计划最终落空，诸葛亮后续来攻亦是无功而返，只得从长计议、另寻战机。

两军对垒期间，司马懿深知蜀军素来急于求战，于是便一如既往地采取坚守不战的策略，任凭蜀军将士屡屡前来叫阵；诸葛亮眼见魏军始终无人应战，遂也抱定长期作战的决心部署在兰坑一带“分兵屯田、且佃且守”，而后再相机歼敌。五月孙权起兵北攻，孙吴三路出击围合肥新城、犯襄阳市、击淮安市，一时与蜀军东西两线遥相呼应。曹叡曹睿随即应声南下、亲征东吴，同时又调派征蜀护军秦朗统步骑两万赴渭河平原驰援司马懿，嘱其只管坚壁据守、不可出兵应战；但其间两军你来我往，一些小规模冲突则是时有发生，譬如一次武功水入夏突涨，蜀军大营与孟琰所率虎步营交通受阻，司马懿当即便派万余骑兵趁势突袭虎步营，后因见蜀军主力即将渡河施救而复又罢兵不战。

病卒业未竟

蜀建兴十二年（234年）七月，孙权因前线攻击不利且逢曹睿亲征，遂匆忙率部退还孙吴，仅剩陆逊、诸葛瑾等尚在东线襄阳市一带活动；西线魏蜀两军虽已对垒百余日，但司马懿却始终坚壁不出，于是诸葛亮不由心生一计，差人给司马懿送去一套女人的衣服、头巾，故意羞辱挑衅魏军，以求全军决战，依然未能奏效；相持至当年八月前后，诸葛亮闻听东吴北攻部队业已大多还师江南，且曹魏又派卫尉辛毗 [pí]持符节前来节制司马懿出兵，而蜀军屡下战书尽皆杳无音讯，继而由此愈发感到心力交瘁、一病不起。诸葛亮病危之际，自感时日不多的他一边紧急密奏后主刘禅托付后事，一边则召集军前会议密授杨仪、费祎等人统军还蜀计策，及至八月事宜一切料定，诸葛亮不日即病卒军中。

诸葛亮去世后，杨仪会同费祎[yī]、姜维等人按照既定部署秘不发丧，商请蜀将魏延一道率部还师蜀中、遭到拒绝，此间又逢司马懿闻言突然带兵来追，魏延则因不甘受制于人且反对撤军而率先夺路阻滞蜀军南返；杨仪、费祎等人见势遂依诸葛亮遗命反旗鸣鼓故作反攻、吓止魏军，于是深恐有诈的司马懿便不再率部追击，直到蜀军退入斜谷后才传令众军发丧南还，诸葛亮北伐至此宣告全面结束。同时，“死诸葛吓走生仲达”的消息也由此不胫而走，传为后世熟典。

结果影响

北伐结果

自古以来，史界对“诸葛亮北伐”一事便多有品评，就其军事得失和政治影响的认知则始终不尽相同，晋人治修的《三国志》与唐人治修的《晋书》在一些记述中也多有互异，古今史家亦是常有争论，但总体多认定“诸葛亮北伐”是以军事上的失败而告终的，然推及其政治上的影响却是众说纷纭，有言称其行动带有极大主观盲动性和冒险性，继而加剧了蜀汉政权败亡者；也有称其乃系“以攻为守”，继而延续了蜀汉政权国祚者；亦有权衡诸葛亮北伐利害，言称其政治、军事目的得到不同程度实现者，迄今尚且未有定论。

对蜀影响

就过程影响而言，《三国志》《中国小通史》等著述指出，蜀军首次北伐攻击至天水市后，没有第一时间出兵阻断关山隘口，终使既得陇右三郡依旧无法固守；且蜀军在出祁山过程中又未能乘虚攻克陇西县，继而示人以弱，致使魏军克平三郡后，对反魏者进行了血腥镇压，并大加封赏陇西吏民，造成了严重的政治后遗症，使得此后诸葛亮屡屡出师北伐，但陇右三郡应者寥寥。与此同时，诸葛亮北伐也促进了《隆中对》所提“南抚夷越”“西和诸戎”策略的实施，而其在北伐中动员起来的南中蛮夷、陇右氐人和羌族，也对蜀汉发起的对魏攻势起到了重要而积极的影响，支持了诸葛亮北伐军事行动的持续展开，也可以说是通过北伐建立的反魏多民族“联合战线”。

就后世影响而言，现代学者余明侠征引晋人陈寿、明人王夫之等所发“以攻为守”论断指出：“诸葛亮北伐时值蜀弱魏强，但始终坚持屡屡发兵伐魏，其真正目的即在于向对手展示蜀汉的坚强军力，继而以攻图存，伺机进取中原；虽然最终诸葛亮北定中原的目的没有达成，但他所发动的北伐战争仍然取得了局部的胜利，继而占得武都、阴平二郡，巩固了蜀汉政权的北疆防线。” 现代学者林榕杰、王笑尘等也认为，诸葛亮北伐为蜀汉扩充了人口和领地，凝聚了内部力量，缓和了党争矛盾，震慑了魏军，并对孙吴在心理上也产生了影响，使其均不敢小觑蜀汉，即便在诸葛亮去世后，曹魏仍不敢大举进攻蜀汉；同时北伐又延揽了富有才具的武威郡 ‘上士’ 姜维，这些都为蜀汉国祚的延续创造了客观条件；但诸葛亮的连年北伐，的确也在一定程度上使得“西土苦其役调”，同时也招致了本已拟定“先吴后蜀 ”统一战略的曹魏将防御重点转向蜀汉。而现代学者张大可、岳玉玺等则认为，“诸葛亮北伐连年动众而屡出无功，显然导致了蜀国的兵疲民困、国库空虚，乃至说是加速了蜀汉政权的覆灭。”

对魏影响

诸葛亮北伐对魏国得影响同样颇大，《三国志 ·邓艾传》即载称：“每大军征举，运兵过半，功费巨亿，以为大役”；《晋书·安平献王孚》也有记述：“每诸葛亮入寇渭河平原，边兵不能制敌，中军奔赴，辄不及事机……又以关中连遭贼寇，谷帛不足，遣冀州农丁五千屯于上邽，秋冬习战阵，春夏修田桑”；学者林榕杰亦称诸葛亮北伐造成了“魏国疲弊”；现代学者陈克华等则进一步分析指出，诸葛亮北伐在消耗蜀汉的同时，的确使得曹魏国力在旷日持久得战争中受到了疲弊，但却阻滞了三国时期总体的经济社会发展。

失败原因

关于诸葛亮北伐的失败原因，学术界同样长期有所争论，晋人陈寿在《三国志·诸葛亮传》中品评道：“然亮才，于治戎为长，奇谋为短，理民之干，优于将略”，又说其“连年动众，未能成功，盖应变将略，非其所长”。但此评后世多有争论，宋朝司马光著《资治通鉴》时便未采此说。

唐代学者孙樵品评诸葛亮北伐失败原因也与陈寿观点截然相反称：“赤帝子火炽四百年，天厌其热，泊献尽矣。独武侯愤激不顾，收死灰于蜀，欲嘘而再燃之，艰乎为力哉！是以国称用武岐、雍间，地不尺阔，抑非智不周，天意炳炳然也。夫以武侯之贤，宁靡筹其不可耶。盖激备隆中以天下托，不欲曲肱安谷终儿女子手，将驱驰死备志耶。由是核武侯之所为，庶几矣。史寿以为短于应变，真抑武侯哉！俾武侯不早入蜀地，曹之君臣，将奔走固之不暇，邓宁能越岩县兵决胜指取耶？是井络之野，与武侯存亡俱矣。天歼武侯，其不爱刘，愈明白矣。” 孙樵认为，陈寿作史称诸葛亮短于应变，实有贬抑之意，与史实不符；但以诸葛亮的贤明智谋，尚且不能完成“北定中原、兴复汉室”的事业，当系天命所致；倘若诸葛亮不兴师北伐，蜀汉恐怕早就覆灭了。

宋代学者苏洵则从蜀中地理出发分析指出：“是故古之取天下者，常先图所守。诸葛孔明弃荆州市而就西蜀，吾知其无能为也……吾尝观蜀之险，其守不可出，其出不可继，兢兢而自完犹且不给，而何足以制中原哉。”认为西蜀盆地自守尚不理想，而诸葛亮却欲以其为基地反攻中原，故此可知他不可能有得天下的大作为。

张大可著《中国小通史》一书综评诸葛亮北伐失败原因指出：“诸葛亮北伐之际，国力对比本就蜀弱魏强，且后主刘禅智谋不及曹叡，而其时又未有‘天变’，兼及诸葛亮治国为长，将略为短，预事太细，过于谨慎，故而北伐失败具有必然性。” 现代学者臧振等则认为：“由于农民战争的巨大作用以及中原地区上层建筑的更新与生产关系的重组，使诸葛亮那改良后的蜀汉旧邦无论如何无法战胜中原那革命后的新邦，这才是诸葛亮北伐失败的根本原因”，同时又兼有“ 孙吴孙权配合不力”，最终导致本就是逆历史发展趋势而动的诸葛亮北伐不可能成事。

现在学者余明侠基于主客观两个方面品评指出：“客观而言，魏蜀两国国力悬殊太大，且曹魏政权的统治正日益得到巩固，而诸葛亮的主要对手司马懿又是当时的‘人杰’；主观而言，蜀汉缺乏像白起、韩信那样的名将，‘故使功业陵迟，大义不及’，同时荆州据点的丧失，也使得汉中北伐之师成为一支孤军，而作为主帅的诸葛亮，‘应变将略，非其所长’，且其用兵方略往往为敌方所预知，故而导致了最终的失败。” 现代学者刘祚昌亦对此论深表赞同。

《中国兵学通史》一书也曾立论剖析“诸葛亮北伐 ”一事指出：“自228年始，诸葛亮践行《隆中对》其所提‘北定中原’战略，率诸军出奇正之兵攻祁山，戎陈整齐，南安、天水市、安定三郡叛魏应亮，渭河平原响震，但因先锋马谡失街亭而功亏一；后在228年冬、229年、231年、234年复又四度进行北伐，受制于实力有限、粮草不济等多种因素，最终皆是无功而返；诸葛亮本人也因忧劳成疾，而在最后一次北伐军中抱憾而终。”

历史评价

孙吴大鸿胪张俨等综评“诸葛亮北伐 ”指出：“若此人不亡，终其志意，连年运思，刻日兴谋，则凉、雍不解甲，中国不释鞍，胜负之势，亦已决矣”，籍此表达了对诸葛亮北伐事业未竟的惋惜之情，认为诸葛亮若非壮志未酬身先死，其后伐魏定能成功；但他也同时批评指出：“ 诸葛亮连年用兵，徒使国内受其荒残，西土苦其役调，未为得计也”，认为诸葛亮常年出兵北伐曹魏，不思与民休息、安抚百姓，专务开疆拓土、征伐天下，除令蜀汉空劳师旅、苦于征调差役外，实在称不得什么治国安邦的妙计。

明清学者王夫之品评“诸葛亮北伐 ”指出：“ 孔明之北伐，屡出而无功，名为攻而实为守计也；魏延请子午峪直捣长安，正兵也；诸葛亮绕山而西出祁山，趋秦、陇，奇兵也”，认为诸葛亮北伐实际是蜀汉“以攻为守”的战略实践，而诸葛亮首次北伐时，魏延所提奇袭长安与诸葛亮兵发祁山的计划则是属于军事上的奇正之谋，经略中原不过是一种理想罢了。

清代学者刘献廷也就“诸葛亮北伐”发论称：“ 诸葛亮之出祁山，以攻为守者也；隆中已知天下大势终于三分矣，而出师不已者，不如此，欲求三分不可得也；譬之弈棋，能侵入，始自治，否则坐而待之耳。彼谯周辈何足知之”，同样认为诸葛亮北伐是蜀汉 “以攻为守”的战略实践，倘若蜀汉不发动北伐战争，则不可能出现三分天下的局面；同时他还批评主降派蜀臣谯周等人不通谋略，继而促发了对曹魏的投降和后蜀的灭亡。

现代学者陈克华、尹韵公、张大可等则就“诸葛亮北伐”持否定态度指出：“诸葛亮北伐采取的是蚕食雍凉、广拓境土、徐图中原的进攻策略，而非所谓‘以攻为守’，其在政治、经济、军事上执行的都是战时体制，即便明知民穷兵疲，但仍对外用兵不止，且诸葛亮行事过于自恃，又不善用智计奇谋，这在蜀弱魏强的境遇下，北伐失败是必然的。” 但也有学者如林榕杰、余明侠等即反驳上述观点指出：“至于利害权衡问题，诸葛亮北伐在‘蚕食雍凉、搜罗人才、疲敝魏国、震慑魏军’等方面或多或少都取得了一定成效，并且可以说是得多于失、利大于害的，完全持批评态度显示是很偏颇的。”

白寿彝版《中国通史》一书亦曾发论指出：“ 诸葛亮的北伐，是蜀汉封建地主阶级统治集团为维护鼎立局面、扩大统治势力而进行的兼并战争。严格说来，蜀、魏双方都不存在诸葛亮所说的‘有道’与‘无道’的区别，但从当时蜀汉偏居益州一隅的情势看，诸葛亮的北伐却又是必要的。诸葛亮以益州与土地四倍于己、人口五倍于己的曹魏抗衡，又遇到司马懿这样的名将，其北伐无功，也属情理之中。”

争议事件

子午谷计策

诸葛亮不采魏延所献兵出子午谷奇袭长安的计策，素来也是学术界争论不休的话题。支持魏延主张的学者如魏源、伯杨认为，“诸葛亮北伐时值蜀弱魏强，惟有趁渭河平原空虚出奇兵方能制胜，且历史上的成功案例都是先取关中后得陇右的(如西汉、唐朝 )；而反对魏延主张的学者如张崇琛、刘祚昌等则认为，魏延喜作大言，献计过于悬危，且当时魏国已经得知诸葛亮屯兵汉中市，加强了在通往关中要道上的防御力量，而又兼子午谷进攻汉中道路艰险、粮草转运困难，倘若一旦魏军固守长安反击，或因其他缘故未能如期攻陷长安，那么蜀军的处境必将十分危急，恐有全军覆没的危险，故而诸葛亮不采此计，乃是明智之举。

六出祁山

“六出祁山”作为诸葛亮北伐的代名词由来已久，传称主要出自元末明初小说家罗贯中据《三国志》改编而成的《三国演义》一书；此说通常是指诸葛亮出兵北伐曹魏的一系列军事行动，但正史并没有提及或记述诸葛亮“六出祁山”一事，故而多有争议；现代学者张大可、刘克明等分析指出，或是因诸葛亮第一次出兵的主攻方向是地处关山西部天水祁山的缘故，后世说书人遂常以“六出祁山”代指“诸葛亮北伐”一事；而《资治通鉴纪事本末》则记称“诸葛亮出师”；《蜀鉴》又记称“汉诸葛忠武侯北伐”，各家说法不尽相同。

马谡之死

关于“马谡之死”一事，学术界历来也是说法不一，《资治通鉴》《四川通史》和吉林大学所作《诸葛亮》等著述均认为，马谡是被下狱诛杀，斩首示众的；《三国志 ·诸葛亮传》也称是“戮谡以谢众”，但《三国志 · 马良传》附《马谡传》中“谡下狱物故”的说法，使得不少人对马谡被杀的真实性产生了怀疑，详注《三国志》的近现代学者卢弼虽对马谡被杀的真实性未有怀疑，但对“下狱物故”的说法却也表示质疑；现代史志专家潘守正推测称“ 马谡当是狱中自杀”，而学者刘隆有则指出“ 诸葛亮挥泪斩马谡并非史实，乃纯属小说虚构，实则是病死狱中”，至今尚且未有定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