孙元化（1581-1632年），字初阳，号火东， 明末官员、数学家、 火器 专家。
孙元化出生于上海川沙县 高桥镇 ， 后迁居嘉定城中， 从徐光启处学习西方火器技术。明万历四十年（1612年），孙元化中举人。天启二年（1622年内）进入北京，上书《备京》《防边》两个建议。天启三年（1623年），孙元化辅佐袁崇焕主守辽远，天启六年（1626年），孙元化因得罪魏忠贤而被罢官，回到家乡。次年魏忠贤伏诛，孙元化被召回任命为武选员外郎，接着升职方郎中。崇祯元年（1628年），袁崇焕督师蓟辽，任命孙元化为山东右参议，兼整饬兵备。崇祯三年（1630年），孙元化升右佥都御史、登莱巡抚。次年八月，后金围攻大凌河新城，孙元化派兵救援，参将孔有德率兵行至吴桥，知县毕自寅关闭城门和市场，士兵没有食物而哗变，孙元化来不及防备而丢失登州。魏忠贤旧党乘机陷害，囚禁死牢，崇祯五年（1632年），孙元化被斩首西市。
孙元化著作有《经武全书》《西法神机》等。
人物生平
孙元化为一代儒将，其祖父孙抬是明给事中孙浚的后裔，居江东 高桥镇 (今 上海浦东 )，有子3人。父亲孙继统，致力于诗作，不愿为官，后迁居 嘉定 。 明神宗 万历 九年(1581)，孙元化出生在 嘉定县 高桥何家弄，后迁居嘉定县城。他“天资异敏，好奇略”，( 光绪 《嘉定县志·人物》)曾到 上海县 徐光启学馆受业。( 程嘉燧 《寿怀西徐翁序》)明万历四十年（1612） 举人 ，从 徐光启 学习 火器 和数学，只因热心 西学 ，未能考中进士，遂放弃科举功名，潜心研究西学。
孙元化因恩师徐光启接触到西洋教士和西学。在徐光启入教后，他确认 天主教 能“补益王化，左右儒术，救正佛法”后，于天启元年(1621)在北京受洗入教，即邀请洋教士到家乡 嘉定区 开教，遂使嘉定成为中国天主教活动中心之一。
天启 二年（1622），辽省防务吃紧，孙元化向朝廷条呈《备京》、《防边》两策，受到朝廷的重视。 兵部尚书 孙承宗 出任 辽经略，用孙元化筑台制炮主张，筑宁远城，孙主其事。(《明史·孙承宗传》)后经 侯震旸 保荐从军 辽东 ，协同 袁崇焕 驻守 宁远县 ，对袁崇焕等帮助极大，袁崇焕誉为“识慧两精”。次年，孙助袁崇焕守 宁远 ，天启六年， 努尔哈赤 率6万大军号称20万猛攻宁远，明军城头共布置有11门 大炮 ，威力惊人，努尔哈赤身受重伤，七个月后病死，史称“ 宁远之战 ”。事实证明筑台制炮是抗金最佳方略。
由于奸人 魏忠贤 专权，袁崇焕被迫引退，孙元化也被罢官回乡。
崇祯 元年（1628），崇祯接位，诛杀魏忠贤， 袁崇焕 复出，点名要孙元化襄赞辽省 明朝军事 。第二年，金兵直犯 北京 ， 多疑 的崇祯中了 皇太极 的反间计，冤杀 袁崇焕 。孙元化在关内关外隔绝的困境中，团结将士，借助西洋大炮，驻防的八城、二十四堡屹立不动( 光绪 《嘉定县志·人物》)。
孙元化力主以 广宁 为抗金前沿阵地，逐步向前推进。明廷未采纳其正确主张。崇祯三年一月，孙元化随 孙承宗 镇守 山海关 ，三月加 山东 按察副使，五月 兵部尚书 梁廷栋 破格荐用孙元化升登、莱二州 巡抚 。孙元化在 登州 网罗 西学 英才，大胆募用西士，组建一支有27名欧人的外籍军团，使登州成为“东陲之西学堡垒”( 方豪 《中西交通史》)。后 袁崇焕 杀 毛文龙 ， 皮岛 旧将哗变， 登莱巡抚 孙元化接收了皮岛的叛将 孔有德 、 耿仲明 、李九成等人。孔有德被任命为骑兵 参将 ，耿仲明则被派往登州要塞。
崇祯 四年（1631）八月， 皇太极 率清兵攻 大凌河 （今辽宁锦县）， 祖大寿 围于城内，粮尽援绝。孙元化奉命派兵赴援。孙元化抚登时，辽人避战乱居 山东省 者十万余人，孙认为辽人可用，重用了一批辽将，今要赴援辽省，急令孔有德以八百骑赶赴前线增援。然登州辽东兵与山东兵素不和， 孔有德 抵达 吴桥县 时，因遇大雨春雪，部队给养不足，士兵抢劫哗变。孔有德受 毛文龙 旧部李九成之子李应元的煽动，在吴桥发动叛乱，史称“ 吴桥兵变 ”。后 孔有德 倒戈杀回山东半岛，连陷 临邑县 、 陵城区 、 商河县 、青城诸城，率兵直趋 登州 。孙元化急令 张焘 率辽兵守登州城外，与总兵官张可大发兵抗击，两路成合击之势。然张焘与孔有德旧识，张焘的兵卒随即投入孔有德行列，而张可大部大败。与 孔有德 是旧交的登州中军 耿仲明 、陈光福等，举火开门响应， 崇祯 五年（1632）一月登州失陷。总兵 张可大 自杀，孙元化战败自刎未遂，为叛军所俘。囹 中的孙元化对孔有德等叛将晓以利害，明以大义，孔有德回心转意，请求招安。朝廷也同意孙元化带罪招抚，但 巡按 王道纯 藏匿了诏书，叛军长时间求招安不得，复乱。孙元化又说服叛军，让他回朝陈明真相。孙元化返京之际，王道纯袭击叛军，乱事扩大。兵变发生后，朝中多言孙元化已反。三月孙元化、 余大成 等人被逮至京师镇抚司，为政敌 余应桂 、 李梦辰 、 路振飞 所陷害，狱中曾遭严刑。至此，孙元化有口难辩，被 崇祯 以祸乱之首判处死罪。 大学士 周延儒 欲免元化死罪，求救于徐光启，终无法挽回。（《 明史 》卷248）最后余大成、宋光兰、王征等遣戍充军，崇祯五年七月二十三日（1632年9月7日），孙元化与张焘同被处死。孙元化在北京西市斩首，年仅51岁。
他的冤死一事，被其子孙和斗写进了《国恤家冤录》一书。遗体被儿子和部下迎葬于嘉定南门外的荒圩中，坟前立有一方石碑，上书“ 佥都御史 孙元化墓”。（宋伯 《孙元化著述略述》） 汤若望 曾在孙元化死前乔装成送炭工入狱探望，为其最后告解。孙元化是天主教徒，圣名 依纳爵 （Ignacio），一生重视西方科学，为西洋火炮专家，孙元化之死，代表西方军事专家派淡出 明朝 军队。他有三个儿子：孙和鼎、 孙和斗 、孙和京。孙和斗，屡次谢绝父亲部属的举荐，不愿为官，潜心整理父亲的文稿，编成《水一方人集》。
孙元化短短一生，有两事影响历史。一以炮术报效国家，近则有功辽防，远则有利 西学 传播。二开教 嘉定区 。两事均与教士东来、 西学东渐 相关。
人物贡献
传播天主教
孙元化在恩师、明代早期的基督徒徐光启的影响下，爱教爱西学，与教士结下深厚情谊。 万历 四十四年（1616）“ 南京教案 ”发生，驱逐教士。孙元化像徐光启一样保护教士，让教士 毕方济 、费奇规到他嘉定家中避难。1621年，孙元化41岁，在北京入教。《 利玛窦中国札记 》赞扬这是 徐光启 努力的结果，说徐使孙成为“虔诚”的教徒。徐光启第12世裔 徐宗泽 神父《中国天主教传教史概论》记：“ 嘉定区 孙元化是徐文定公（即徐光启）的门人，由徐公被化。”对入教时的孙元化，教会著作或说“尚未中举”（《中国天主教史人物传·孙元化》，或说“嘉定 进士 孙元化”信教（ 费赖之 《入华耶稣会士列传·郭居静》），均误。前者所据《 明史 》本传，失实，后说是臆断。据1992年《 嘉定县志 》卷35，孙中举在 万历 四十年（1612）。后来，孙三考进士未中。同书卷25《明清进士题名录》也无孙名。
孙元化信教后，即赴 杭州 教友 杨廷筠 家中，邀请洋教士到家乡 嘉定 传教，于是有教士曾德昭、 郭居静 赴嘉定开教之事。关于 嘉定 开教的时间，诸书记载不一，有四说。
1992年《嘉定县志·总述·大事记》：“ 天启 元年（1621），本县 举人 孙元化邀意籍传教士曾德昭、郭居静来嘉传教，并捐资在城区拱四图建教堂。嘉定始有 天主教 。” 方豪 《 中国天主教史人物传 》记同。
徐宗泽 《中国天主教传教史概论》作1622年。不过，又记1621年 嘉定 有教友60人，1622年又增加70人，1623年400人，与1622年开教说抵 。
费赖之 《入华耶稣会士列传·罗如望》：“（如望）被派往江苏嘉定，曾在此城建筑第一教堂，其后不久被迫避难 杭州 杨廷筠 家中。”据此，嘉定开教应在1616年 南京教案 发生之前。费同书 郭居静 传记 ：“1620年，（居静）又辟教区于 嘉定 。”又有1620年之说。
费氏同书记同事，前后矛盾，又误孙为 进士 ，记载的准确性大有疑问。 方豪 、 徐宗泽 书均记孙入教后“即赴杭州”或“不久南归”。嘉定开教应在孙信教当年或次年。徐书记1621、1622、1623年 嘉定区 信徒数，言之凿凿，嘉定开教应在1621年。
当时信教的名宦邀请教士到家乡开教，始于徐光启。1603年， 徐光启 在 南京 受洗。1608年，即邀郭居静到 上海市 开教。 李之藻 1611年入教，同年即邀 郭居静 到他家乡 杭州市 开教。孙元化效法师长，入教后即邀教士到家乡开教。在他之后， 瞿式耜 、 叶向高 也邀请教士到家乡 常熟市 、 福建省 开教。 嘉定 是我国最早一批设立教堂的府县。
孙元化为在家乡传教，出资在嘉定城区拱四图建一教堂，名小圣堂，堂址即在孙宅中。孙又在堂侧建房舍十余 ，供曾德昭、郭居静作居处。（民国《 嘉定 县续志·教会》）
由于孙元化的努力，嘉定开教顺利，三年后入教人数达400人。曾司铎寄往西洋的报告书赞美说， 嘉定区 教友男女老幼，无不热诚，同与弥撒，勤领圣事，乐听讲道，足与 欧洲 虔诚堂区媲美。（《 中国天主教史人物传 ·孙元化》）《 利玛窦中国札记 》记，“虔诚”的“ 依纳爵·罗耀拉 ”（孙教名）“把很多别的人领入教门，虽然他自己忙于做其他的事情。”
嘉定教堂特别之处是附设学校，学校有园林鱼池，地极幽静，是读书的最佳处所，后来成为传教士学习汉语汉字的地方。在此教授、学习汉语的传教士有三人留下姓名，他们是教授汉语的 费奇 规，学习汉语的 邓玉函 、傅泛际。（《 中国天主教史人物传 》）
嘉定区 在中国天主教中的地位很重要，“西士等以嘉定立为总堂，为（教士常年）驻足之所”。（圣教杂志社编《天主教传入中国概况》，见台湾文海出版社《近代中国史料丛刊·第五十六辑》）当时， 上海市 教友虽多，但教士一二年才一至，地位比不上嘉定。
嘉定还因为 天启 八年（1628）中国天主教界在此召开一次重要的教务会议而大大出名。当时，在华传教士对 造物主 的 中文译名 一直沿用传教奠基人 利玛窦 的译法，称“天”、“ 天主 ”、“上帝”。这是我国儒家经典对万物主宰的敬称。利玛窦把 中国 “天”的观念说成是 天主教 中的“造物主”，把天主教宣传的敬天爱人与 孔子 “仁”的学说相比附，借助译名提出“耶儒合流论”，大大缩短了中国士大夫同洋教的距离，有利于天主教的传播。“天”、“天主”、“上帝”的译名遂为中国人接受。利氏死后，继任管理中国教务的 龙华民 反对利氏译名，主张一律采用拉丁文译音，不顾众多传教士和中国奉教士大夫 徐光启 等人的反对，于1628年在 嘉定区 召集会议，讨论译名问题。这就是西方教史中所称的“嘉定会议”。会议还讨论 中国 教民祭祖祭孔是否有悖教规。出席嘉定会议的教士人数，记载有小别， 台湾辅仁大学 校长 罗光 《教廷与中国使节史》记9人或10人。 方豪 《中国天主教史人物传·杨廷筠》作11人。1992年《嘉定县志·宗教·天主教》不载人数，记有与会的8名教士姓名： 金尼阁 、 艾儒略 、 高一志 、 毕方济 、曾德昭、费奇观（应作规）、 龙华民 。康志杰《明末嘉定天主教开教考述》（见《 嘉定文化研究 》）记出席会议的11名教士的全部姓名，除上述8人外，其余人是天主教视察员李玛诺及阳玛诺、黎勃劳。我国奉 教名 宦徐光启、 李之藻 、 杨廷筠 、孙元化等列席了会议。讨论结果，华人教民祭祖祭孔沿袭 利玛窦 旧规，因为利氏认为这是中国人敬祖尊师，并非宗教 偶像崇拜 。对译名采纳龙氏意见，以后 耶稣会 不许用“天”、“ 上帝 ”称呼造物主。 龙华民 对此决议并不满意，认为“天主”的译名也应禁用，1631年著文重新挑起教内关于译名的争论。1633年再次集会，会议否定 龙华民 意见，保守利氏传统。“耶稣会士对于译名之争，到此告一结束。耶稣会中国区区长且下令焚毁龙华民所写的辩论文字，以绝祸根。”（《教廷与中国使节史》）
通过 嘉定 会议及其前前后后的辩论活动，尊重 中国 文化传统，契合西方 天主教 与中国儒家学说，以学术辅传教的 利玛窦 传 教方针得到重新确认，是中国教民所欢迎的。这是晚明至 清初 天主教大行于中国的重要原因，也是明末清初 西学东渐 掀高潮的重要原因。
嘉定会议前后，孙元化嘉定居宅乐在堂成为在华耶稣会重要活动场所，嘉定天主教会可望有一个美好前景。可是，1632年孙元化冤死，蒸蒸日上的嘉定教务衰落了。可以这样说，明代嘉定天主教因孙元化而开而盛，也因孙死而衰落。不过，由于孙元化开创性贡献，嘉定天主教会已扎下根基，在孙元化之后，“余音袅袅，不绝如缕。”至清 康熙年间 ，华籍教士 吴历 能使嘉定天主教复兴，得益于孙元化的流泽余芳。
西洋炮学先驱
地理大发现 后，西方 殖民 强盗以 炮舰 横行东方。 嘉靖 初，明将 汪鋐 就奏称：“自古兵器未有出其（指火炮）右者，用之御虏守城，最为便利，请颁其式于各地，制造御虏。”（《 殊域周咨录 》卷9）嘉靖间（1522~1566）， 明朝 造过洋炮，但未重视。到 隆庆 时（1567~1572）， 戚继光 已叹西炮铸造法失传。
利玛窦 等来华传教，也传进了西方科技，包括 火炮 。徐光启、 李之藻 等一批有识之士最早接受 西学 ，对炮术尤为重视，认为这才是经世致用之学，御敌强国之本，向朝廷建议购西炮，募西兵，抵御 后金 。（《徐文定公集》卷3，李之藻《为制胜务须西 乞敕速取疏》）又提出全新的军事方略：“建敌台以护铳（炮），以铳护城，以城护民，万全之策，莫过于此。”（ 沈国元 《 两朝从信录 》卷6）由于朝中保守人士反对，明廷两次购炮才得14门，招西兵则半途而废。（《 崇祯长编 》卷34、35）
徐光启为国筹划，难尽心愿，是他的学生孙元化把他的筑台制炮的方略付诸实施，并一度使辽东防务出现大的转机。
孙元化是明末最出色的火炮专家，“所善西洋炮法，盖得之徐光启云。”（《 明史 》卷248）他还著有我国第一部炮学专著《西洋神机》。他一生以炮术报效国家，1621年条呈《备京》、《防边》二策，向辽省经略 王在晋 献策“筑台制炮”，与恩师徐光启主张一脉相承，可惜王在晋不用。1622年， 孙承宗 经略蓟辽，“筑台制炮，一如元化言。”（同上）孙元化的才能得以施展，参与宁远城的构建与防守。1626年，清太祖努尔哈赤攻 宁远 ，被西洋巨炮击伤而亡。这就是有名的宁远之捷， 崇祯 敕封那门 火炮 为“安边靖虏镇国大将军”。 明朝 将领遂对洋炮刮目相看。（《瞿忠宣公集》卷2，《讲求 火器 疏》）事实证明已筑台制炮是对付金兵最佳方略。 袁崇焕 说：“（我）兵不利野战， 有凭坚城用 大炮 一策。”（《明史·袁崇焕传》）
1629年，金兵绕道辽省进攻 京师 ，关内关外隔绝半年。孙元化在困境中守 抚宁 ，救 开平 ，复建昌、 滦州 、永平、 遵化 ，所向皆捷。他驻防的八城、二十四堡屹然不动，很重要的原因是发挥了西洋火炮的威力。（ 光绪 《嘉定县志·人物志·孙元化》）传教士 卫匡国 《鞑 战纪》还述及孙与葡兵共守 辽东 事。
孙元化也铸造过 火炮 。早在 崇祯 二年（1622），明廷就命孙元化仿制西洋大炮。次年三月炮成，朝廷封 巨炮 为“安国全军平辽靖虏将军”，遣官致祭。（ 方豪 《 中西交通史 》）孙悉心辽省防务多年，铸造过多少 大炮 ，惜无记载。
崇祯三年（1630）， 椵岛 刘兴治 倡乱， 徐光启 荐举孙元化平叛，上疏说：“速召孙元化、王徵于登州。”还建议募用洋兵，说：“西洋统领公孙的等，宜差官星夜伴送前来。”说他所率25名炮手“可成一营”。又说中西“兵各异习，将各异心，其间经营联络，剂量分配，齐众若一者，非孙元化不可也。”（《徐光启集》卷6， 崇祯 四年十月二十一日《钦奉明旨敷陈愚见疏》）徐还推荐“熟谙西器”的 郭士奇 ，“为孙元化赞画，分理经营，成效必速。”（同上，崇祯四年十月二十五日《开送兵部》八条）从中看出， 徐光启 是多么信赖孙元化，相信他熟谙 西学 炮术，必成大事，同时看出徐光启、孙元化对西学西士的全新眼光。
这年，孙元化受命为 登莱巡抚 。其时，徐光启筹划招募西兵300，正在赴京途中，由于给事中 卢兆龙 反对而被遣回澳门。孙元化上疏与卢辩论，并请调西兵至 登州 。（《 崇祯长编 》卷43）结果有25名 葡萄牙 炮手到孙元化麾下服务，其中有统领 公沙 的西劳和翻译陆若汉，这应是崇祯四年三月 己卯 后的事，因为陆若汉完成遣送应募的西兵回澳门任务，回到北京，于此日上《差竣复命疏》。（同上卷44）
在登抚孙元化的努力下，我国一批懂 西学 炮术的专家云集登州，其中有《远西奇器图说》作者 王徵 ，任山东按察司 事，监辽海 军务 。还有《西洋火攻图说》作者张涛，任中军副将，登莱副总兵。 方豪 《中西交通史》记，葡人“陆若汉、 公沙 的西劳诸人参孙元化幕”，“ 中国 士大夫之 信西 学者，亦多投孙元化。”因此， 登莱巡抚 孙元化的驻节地 登州 成为“东陲之西学堡垒”。
孙元化任登抚在 崇祯 三年六月 刘兴治 作乱之后，至五年正月 登州 被叛军 孔有德 攻占，期间不足一年半，就在登州创建一支可观的西炮兵团，毛荆石《平叛记》卷上记：“贼破登州，是时尚有红夷火炮二十余位，西洋炮三百余位。”这么多炮不可能是进口的，因为据史籍记载，明廷派人到澳门购炮只有两次，1621年购4门，1629年10门，均用于 北京 、辽省防务，登州之炮应是孙元化研制的。崇祯四年（1631）八月十九日，孙元化给兵部的报告说，当年四月十五日有造铳（炮）匠、放铳师53员到达 登州 。（《明清史料》乙编第一本， 崇祯 四年八月兵部《题行稿薄》）登州成为当时研制火炮的中心。
孙元化苦心经营，铸造新式火炮，前程本是无量的，或许还会对 中国历史 产生大的影响，无奈 吴桥兵变 ，登州失守，一切努力，付诸东流。
登州失守，西炮落到 孔有德 叛军手中，用来攻打 莱州 。《平叛记》记，崇祯五年（1632）二月十二日，“贼驾牛车运（ 登州 ） 红夷大炮 七八位入营，每位用牛四头，皆重二三千斤也。” 火炮 轰城，城墙多颓 ， 山东巡抚 徐从治 中炮身亡，足见炮的威力很大。（《 明史 》卷248《徐从治传》、卷276《朱大典传》）
崇祯 六年（1633）二月，明军收复 登州 ，孙有德、 耿仲明 从海路逃走，投降 后金 ，一定携西炮以博取新主欢心。孙元化造大炮抗金，结果却成后金向明攻击的利器。
明朝 ，一般人对西洋人都有戒心，对“跃马持刀，弯弓挟矢于帝都”的西兵更是疑惧，甚至敌意。其实，用西炮募西兵，并非坏事， 宁远之战 西炮的作用是有目共睹的。西炮的引进还有深远的意义，因为“它将使整个作战方法发生变革”。（ 恩格斯 《 反杜林论 》）只可叹徐光启、孙元化之后，我国再也无人对西学西炮作深入研究，错失奋起赶上西方的第一次机遇。
国人对西人西兵的疑惧并没有根据，历史却留下中国人与西人合作的范例，徐光启与利玛窦合译《 几何原本 》，孙元化在传教士帮助下著《西洋神机》，都是明证。西兵为我所用也有实例，孙元化麾下27名西兵助守 登州 ，都恪尽职守，其中12人阵亡，包括统领 公沙 的西劳，受伤脱险的15人，没有一人降敌。 崇祯 五年（1632）四月， 兵部尚书 熊明遇上疏为公沙的西劳等15人请恤，是对西兵客观公正的评价。（《 崇祯长编 》卷58）
费赖之 《入华耶酥会士列传·陆若汉》记登州之役，西士幸逃性命者，仅陆若汉与其他葡籍3人。 方豪 《 中西交通史 》认为，此记“与 熊明遇 疏不合，疑熊疏为得其实，而若汉之为明廷重视，优礼南还，则与教中记述固无出入也。”
雇佣军是国外政治舞台活跃的一支力量，我国明清两朝只有孙元化麾下一支。中国人从来是疑洋人，畏洋人，孙元化却信洋人，用洋人，洋人也乐为所用，矢志效忠，死而后已，足见孙元化的眼光、胆识和才干。
孙元化任 登莱巡抚 时，还做了件有利于 西学 西炮传播的大善事，值得一述。 崇祯 三年七月， 朝鲜 使臣郑斗源一行39人，由海路经 登州 去 北京 ，于次年六月由原路返国。郑斗源在登州时，与葡人翻译陆若汉酬酢往返，有所投赠，陆赠郑千里镜、西炮、自鸣钟等西器，郑进献给本国国君仁祖，并答奏仁祖，说西国将士乐为孙元化效力，又称孙“清俭疏雅，虽威武不足，可谓东门得人矣。”还称陆若汉“似是得道之人”。（朝鲜《李朝实录·仁祖大王实录》卷23、24；《 崇祯长编 》卷39，三年十月 辛酉 条） 朝鲜 还保存《西洋国陆若汉答李荣后书》，李荣后是使臣郑斗源的译官。陆在信中说：“敝国之人喜远游，得至明国，向蒙隆遇，献以 火器 ，少尽报效之忱，来到东牟（ 登州 ），幸逢 卢贤拔 ，聊以所译书籍奉览， 意鉴赏若是耶！”从 朝鲜 人士记载可知，孙元化崇尚 西学 ，礼待西士，人品极佳，与西人相处极好。
明代，西方传教士来华，除传播福音外，客观上还充任文化使者的职能，西学传华出现第一次高潮。这与被称为明代 天主教 三柱石的徐光启、 李之藻 、 杨廷筠 和孙元化等人密切相关。1632年，孙元化被杀，同时遇害的还有教友、西炮专家张涛，另一专家王徵被罢官流放。方豪叹息： 登州 这座“东陲之西学堡垒于焉解体矣”。（《中西交通史》）不久，徐光启、李之藻、杨廷筠去世，西学的传播和天主教教务严重受挫，以西炮为例，再也无人通晓。当时人已感受到这一点，留下十分惋惜的记录。明末， 瞿式耜 《讲求 火器 疏》说：
臣考 万历 四十七年奉旨训练、遣使购求而得西洋所进 火炮 四门者，今 礼部 右待郎 徐光启 也； 天启 元年建议征 广东省 ，取得红夷火炮二十三门者，南京太卜寺 少卿 今丁忧阙 李之藻 也；深明台铳事宜，赞画关门建台置统者，今起升兵部武选司 员外郎 孙元化也。天启六年七月， 宁远县 守城，歼敌一万七千余人，后敕封为“安边靖虏镇国大将军”者，此正西洋所进四位中之第二位也，却敌固 ，明效已见，乃迩来东面骚动而绝无讲及于此者，则以用器之人不在故也。（《瞿忠宣公集》卷2）
著述作品
孙元化“绝世聪明，于古今远近之书无不读”（《 中国天主教史人物传 ·孙元化》），成为学贯中西的大学者，尤以 西学 见长，著作甚丰，大多与西学有关，今分类考订如下：
国学类
①《周礼类编》四卷
光绪 《嘉定县志·艺文志·经部》存目，并有 陆元辅 对此书的赞语，说《 周官 》仪礼三百篇，经本书类编后，明白易晓。
②《三古姓系汇谱》三十卷
光绪《嘉定县志·艺文志·子部》存目，有钱东垣跋。
③《离骚解》
光绪《 嘉定 县志·艺文志·集部》存目。
西洋算学类
①《几何用法》一卷
万历 三十四年（1606），徐光启与利玛窦合译《 几何原本 》，孙元化随徐“于每日三四时到利寓所”，参与其事（裴化行《 利玛窦传 》），对 几何学 有独到的见解。万历三十六年（1608），徐光启《几何原本》问世，孙元化则著有《几何用法》一卷，《 宝山 县志·艺文志》存目。丰顺氏《持静斋书目·子部·天文算学类》收此书。 东方图书馆 藏有孙元化《几何用法》抄本一册，凡48页，前有自序：
子先师受几何于利西泰，自丙年（ 万历 34年，1606年）始也。…… 戊申 （ 万历 36年，1608年）， 辑《用法》，别为一编，以便类考。……十余年无有问者，稍示究心，则借钞《用法》止矣。…… 庚申 （ 泰昌 元年，1620年），武水钱御冰先生忘年势而下询，当暑孜孜，似欲为此书拂尘 者，而余检 中原草，已乌有。聊复追而志之……竟不能尽忆，尚冀异日者，幸遇友人钞本借从补之。
从序言可知，东方馆藏本不是孙的原稿，也不是原稿的传抄本，而是作者1620年应人之需，回忆重编的一个节本。
②《几何体论》一卷
丰顺丁氏《持静斋书目·子部·天文算学类》收此书，卷后有“庆余心斋”诸印，并有题记：“ 爱新觉罗·旻宁 己酉 （1849）春，乌程庆余校读一过。”又有“庆余畴人子弟”诸印。 方豪 《中国天主教史人物传·孙元化》认为，“两本书是曾经同一个人收藏的。”
③《泰西算要》
曾远荣 《中国算学书目汇编增补》存目，编号10.20。1992年《 嘉定 县志·传略·孙元化》作《太西算要》。是书有自序，记 万历 34年初涉西法几何，“因旁及历法、算术诸书，盖入门而趾不自持也”，既而“手辑历算种种”。后被人借抄久失。万历48年（1620），孙“检最难忆者亟先之，穷两日夜，首得算法”，并“增加倍计法”一节。 天启 5年（1625），又增补而成此书。像《几何用法》一样，此书是对失传著作的一个追忆节本。
④《西学杂著》二卷
光绪 《嘉定县志·艺文志·子部》存目，记此“亦为阐明算法之书”。
孙元化对 几何学 造诣极深，徐光启撰《勾股义》，得他之力，删定“正法十五条”。徐在此书《序》中说得很清楚：
门人孙初阳（孙元化字）氏删为正法十五条，稍简明矣。余因各为论撰其义，使夫精于数学者揽图诵说，庶或为之解颐。
西洋炮学著作
①《西法神机》二卷光绪《嘉定县志·艺文志·子部》存目，且附有简要说明：“首论铸炮，首论制药，后论命中之由，并绘图式，是书得之西人，大要根于算法。”1992年《嘉定县志·传略·孙元化》记他“学习西方技术，精通 火器 ，著有《神机法要》，介绍 火炮 的制法和用法等。”此《神机法要》当即 光绪 县志中的《西法神机》，书名当以前志为是。
②《经武全书》十卷
光绪《嘉定县志·艺文志·子部》存目。
《西法神机》、《经武全书》是我国最早介绍西洋火器、战术的军事著作，可惜未能引起朝廷重视，依法研制火炮，朝廷还冤杀这位绝无仅有的 西学 英才。孙后，再也无人懂炮学，更不用说著书立说了。 清 康熙 帝 要造炮，还得仰仗洋人。帮助 康熙 造炮的传教士 南怀仁 著造炮书《神武图说》，比孙元化晚四、五十年。
备边抗金著作
①《辽言》
孙元化襄赞辽省 明朝军事 ，出任 登莱巡抚 ，为辽事筹划奔走，所著《辽言》是这一时期的 奏疏 、公文的汇编，《 宝山 县志·艺文志》存目。孙元化与王徵论交始末一文记“《辽稿》一册，附西铎为问，他无言也。”所记《辽稿》当即《宝山县志》所载《辽言》，书稿征询过西洋教士意见，西铎“无言”，当持相似看法。
②《水一方人集》十四卷
光绪 《嘉定县志·艺文志·史部》存目，录有 徐时勉 作的序言，言及成书原委。说元化“殁后，子和鼎、和斗搜集散逸（文字），发明当日成败利钝，朝臣边臣掣肘误国之故，于辽事独详，而公之竭志毕命于辽事者，赤若 烛照 。”所收“皆 奏疏 、书启、公文，所言皆 军政 边情。”因孙元化别号“水一方人”，所以其文集作《水一方人集》，后人称此书为《孙中丞集》或《孙中丞遗集》，可惜已佚失。
方豪 《中西交通史》记，《水一方人集》有 黄汝成 序，说“所存者赞辽稿略，宁远及扶登奏讲数册而已。”说是据《嘉定县志·艺文志·史类》。查 光绪 《嘉定县志·艺文志·史类》，只记 徐时勉 序，而无黄汝成序，录此存疑，待考。
③奏疏
天启 二年（1622），孙元化上《备京》、《防边》二策，受到同县人吏科给事中 侯震旸 和枢臣 孙承宗 的赏识，侯荐举孙元化，孙承宗要他襄赞 明朝军事 。二策是孙元化成名之作。
孙元化主张“富国必从正本，强国必以正兵”。所以，他曾上疏请求固本，加强农业。又上书解救副 都御史 杨涟 ，杨因弹劾 魏忠贤 24大罪状而下狱，孙因此获罪，而被罢官。他关心国政民 ，忠直无畏，由此可知。
崇祯 初年，思宗诛魏忠贤，朝政一新，孙元化复出，即上奏兵政十二事。（ 光绪 《嘉定县志·人物志》）
崇祯三年，孙元化上疏建言官军进驻 广宁县 为根据地，渐次推进，恢复辽省，可惜未被朝廷采纳。（同上）
同年，礼科给事中 卢兆龙 上疏反对 徐光启 招募西兵、北上抗金的主张，孙元化支持徐光启，上疏力争，并请调西兵至 登州 。四年二月，卢又弹劾孙元化。孙疏文已不可得，其要旨可从卢奏疏中知之。（《 崇祯长编 》卷43）
其他文章
孙元化有一篇与王徵论交谊的小文留传下来。 崇祯 五年，孙元化被打入死牢，受刑前数日， 幕僚 王徵到死牢探望，请他在丝带上题字。此 王征 与孙是教友，一样精通 西学 西器，又同怀爱民报国之志。孙出任 登莱巡抚 ，王放弃朝廷的高官不做，应孙之邀，到登州共事，结果同遇不幸，孙死刑，王罢官 戍。孙在死牢见到至交，不胜感慨，乃书交谊始末，最后叹息：“不意一片痴肠，终成大梦，潦倒诏狱，卧废已死。”此文写得情真意切，感人肺腑，得以流传。杜文凯《 清代西人见闻录 》收录此文，上海图书馆古籍部有杜书。 方豪 曾为此文注释，发表在《真理杂志》一卷二期。
孙元化还为传教士 高一志 《则圣十篇》作序。据方豪《 中国天主教史人物传 》，知《则圣十篇》是部宣传教义的书，天启六年（1626）后刻于福州，确年不详。
来华 意大利 传教士毕方济著《睡答》、《画答》，亦称《睡画二答》， 上海 徐家汇藏书楼 藏本署：“西海毕方济著，云间孙元化订。”此书经孙元化编订，出版刻于 崇祯 二年（1629）。（《中国天主教史人物传·毕方济》）
籍贯考究
研究孙元化生平，其籍贯不可不辩，因为诸家说法不一，共有四说。一作嘉定人（《 明史 》），一作云间（ 松江 ）人（《睡答》、《画答》），一作 宝山 人（《中国天主教史人物传》），一作川沙人（《嘉定古今·民族英雄孙元化》）。之所以众说纷纭，是因为孙的出生地 高桥镇 历史上曾属嘉定、宝山、 上海 、 川沙县 。因为上海县属 松江府 ，上海县人孙元化自然就是松江（ 云间 ）人了。历史上高桥属县一变，孙元化籍贯也一变。照此说法，今高桥属 上海浦东新区 ，孙元化籍贯应改作 上海市浦东新区 。虽说这些说法并非毫无道理，只是读者难明其中原委，会引起疑问。史家撰史，应尊重历史，历史人物的籍贯只能以其出生地当时的属县来定，孙元化籍贯应依《 明史 》，作嘉定人。
艺术形象
文学形象
朱长孝著《明末宫谣》
人物评价
孙元化“从军 辽东 ，经营登莱，汰冗兵，省辽饷，安抚流民，雇用西士，勤勤恳恳，竟图恢复 大业 ”，（宋伯胤《孙元化著述略述》）无奈偶一失慎，为人所误，致生兵变，招抚不成，登州失守，过错不轻。 崇祯 若是知人爱才，眼光远大应听从辅臣 周延儒 、徐光启意见，免他一死，让他带罪任事，发挥一技之长，近则有利辽东防务，远则将开创 西学 东传新局面。无奈崇祯眼光短浅，杀害英才，铸成大错。俗话说：“千军易得，一将难求。”对于绝无仅有的专门人才、国宝级人物，是不是可以说：“十将可得，一家难求呢？”尊重知识，尊重人才，特别是尊重爱护科技英才，关系到国家盛衰，杀孙元化留给后人的教训，实在是太深刻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