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永乐 大典》成书于明永乐六年（1408年），《永乐大典》清抄完成，成为中国古代规模最大的类书，全书22877卷（目录60卷，共计22937卷），11095册，约3.7亿字，汇集了古今图书七八千种，有“万书之书”之称， 是中国古代最大的类书，《不列颠百科全书》在“百科全书”条目中称其为“世界有史以来最大的百科全书”， 已经成为了中国文化的一个重要符号。
永乐元年（公元1403年），朱棣决心修一部巨著彰显国威，造福万代。宗旨是“凡书契以来经史子集百家之书，至于天文、地志、阴阳、医卜、僧道、技艺之言，备辑为一书”。 最初令解缙主持编纂（规模147人），一年后修成《文献大成》，但朱棣亲阅后甚为不满，钦点姚广孝担任监修，同时编纂队伍扩大到了2196人（累计达3000多人），并设监修、总裁、副总裁、都总裁等职，负责各方面工作。 蒋用文 、赵同友各为正副总裁， 陈济 为都总裁，参用南京文渊阁的全部藏书。于永乐五年（公元1407年）定稿，朱棣亲自作序并赐名《永乐大典》。全书于永乐六年（公元1408年）抄写完毕。全书22877卷，另有凡例、目录60卷，共11095册，约3.7亿字。《永乐大典》在永乐年间纂修完成后，只抄录了一部，叫做“永乐正本”；到嘉靖朝，因担忧大典有损，明世宗任命 高拱 、 瞿景淳 、 张居正 等人负责重录，称为“嘉靖副本”。明亡时，永乐正本不知所踪，一般认为是毁于明末战火；嘉靖副本大多毁于火灾和战乱，也有相当一部分因朝廷官吏以修书之名窃取，以及八国联军的焚掠，最终也没能逃脱被毁散佚的厄运。现今仅存800余卷且散落于世界。
《永乐大典》是中国古代最大的类书，是上起周秦，下迄明初的历史文献资料的总结，其主要内容涉及天文地理、伦理制度、政治、历史、名物、科学技术、文化艺术等等各方面。 《永乐大典》内容包括经、史、子、集，涉及天文地理、阴阳医术、 占卜 、释藏道经、戏剧、工艺、农艺，涵盖了中华民族数千年来的知识财富。 作为中国古代规模最大的类书，《永乐大典》具有巨大的文献价值、版本价值和历史文物价值。
作者
作为《永乐大典》的发起人和支持者， 朱棣 也是一位有远见卓识的皇帝，他认识到了编纂《永乐大典》的重要性，并将其作为一项重要的政治任务来推进。
《永乐大典》编纂队伍的构成非常复杂，既有官方的修史天官，也有来自民间的经生、文士、教谕、儒学生员等，还有像陈济这样的民间才子，永乐二年（1404年）时 解缙 领旨召集147人编纂，至永乐三年（1405年） 姚广孝 、解 等人重新修纂时，已多达2169人（累计达3000多人）。 其中，姚广孝为整个大典的编纂、筹划起居功甚伟，被《明史》赞为“奇功”。《永乐大典》的编纂队伍里，有朝廷官员、学者、生员、医生、艺人等，各种人才济济一堂。其中，朝廷官员有 内阁 解缙、胡广、 杨荣 、 杨士奇 等；学者有 周忱 、 王钝 、 胡俨 、 徐善述 、李贯、 曾棨 、 梁潜 、金纯、 刘季箎 、 黄淮 、胡广、王洪、张楷、程通等人；生员有刘秉忠、宋讷、曾 、 李贯 、黄淮、胡俨、杨士奇等；医生有刘文泰等；并可能有擅长书法及绘画的书法家和画家。
《永乐大典》的编纂过程复杂，参与人数众多，这些特点使它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当时的社会状况和学术水平。
成书
明洪武三十一年（1398年）， 朱元璋 旧事重提，诏令侍读 唐愚士 等搜集“经史百家之言”，计划编出一部《纪要》。但同年六月朱元璋驾崩，此事未再继续 。直到 朱棣 朱棣称帝后，为了继承太祖遗志并收拢人心，修书一事再次被提上日程。 永乐 元年（1403年），明成祖召集翰林学士兼右春坊 大学士 解缙 商议编书事宜，解缙再次表达了自己的想法。最终，朱棣命解缙负责编纂这部类书。 按照朱棣的旨意，该书收录了自书契以来经史子集百家之书，以及天文、地志、阴阳、医卜、僧道、技艺之言，备辑为一书，不受篇幅限制。然而，永乐二年（1404年）完成的《文献大成》并不完善，朱棣认为“所纂尚多未备”，于是下令重修。在此期间，上至太子少保 姚广孝 、大学士解缙，下至无官无品之儒士 陈济 等，朝野上下共两千余人参与编纂，并设监修、总裁、副总裁、纂修、缮写等行使专门职责。
永乐三年（1405年）正月，《永乐大典》在文渊阁开馆重修， 朱棣 命姚广孝、 郑赐 、解缙为监修， 刑部侍郎 刘季箎 等人为副监修。永乐五年（公元1407年）定稿进呈，明成祖看了十分满意，亲自为序， 并命名为《永乐大典》，清抄至永乐五年十一月正式成书。
从编纂体例看，《永乐大典》所抄原书直录原文，整段、整篇甚至整部书移录，使得《永乐大典》在某种意义上又具有丛书的性质。尽管清修《四库全书》时四库馆臣对该书颇多微词，但仍“其全部全篇收入，得以排纂校订”，因而从中“辑成编者”516种。
流传
明代
根据史书记载，《永乐大典》编成后，朱棣本打算将之交付印刷，但因规模太大、成本太高，当时技术条件无法办到，只好暂放于南京明皇宫文渊阁的东阁；另外，万历年间也有人提议刊刻该书，最终因工费浩繁未能实现。永乐十八年（1420年）迁都北京后，《永乐大典》也一同运往新都，原稿本留在南京文渊阁。 永乐十九年（1421年）朱棣下令从南京文渊阁运至北京，暂时收贮在左顺门的北廊下，直到 正统 六年（1441年）才移入文楼。 不幸的是，正统十四年（公元1449年）南京文渊阁发生大火，所藏之书均烧为灰烬，《永乐大典》所据原稿也在此火灾中付之一炬，已运至京城的《永乐大典》遂成孤本。
《永乐大典》修成后，一直被秘藏禁中，即使翰林院学士也难有查阅的机会，因而利用率极低。除修书人外，见过《永乐大典》正本的人为数极少，不过 朱厚熜 倒是个例外，他在案头常置数册，以便随时翻阅。出于对《永乐大典》的喜爱，嘉靖皇帝一度打算重录一部，但因为工程过于浩大而被搁置。
嘉靖三十六年（1557年）四月，明宫不慎失火，奉天门及 三大殿 均被焚毁，火势连绵，收藏在南京文渊阁的《永乐大典》正本差点毁于大火。消息传出后，嘉靖皇帝连下三道命令，令左右登文楼督促抢救，所幸并无大碍。事后，嘉靖同大臣徐阶反复商议后，下令将《永乐大典》重新抄录一部，“两处收藏，以备不虞”。据记载，重录工作完成在 隆庆 元年（1567年），副本在内容、格式、装帧方面与原本如出一辙，副本贮藏在皇史 ，至清 雍正 年间移至翰林院。 因为《永乐大典》深藏在皇宫中，没有刊印，流传稀少，在朝代更迭、内忧外患中被偷盗、抢掠、焚烧，《永乐大典》的正本消失了，“副本”也只剩下400余册。
由于副本并非完本，加上完工时间与嘉靖帝死后3个月才入葬永陵的时间重合， 因而有人认为正本很可能作为殉葬品埋入了明世宗的陵墓—— 清永陵 。晚明学者 方以智 认为，《永乐大典》正本很可能毁于明代皇宫大火，此种可能更被主流认可。而近代学者郭沫若认为，《永乐大典》正本毁于 明末农民起义 ，“明亡之际，（北京）文渊阁被焚，正本可能毁于此时。”据记载， 李自成 起义军 从北京撤出时，确实在皇宫放了一把大火，以致宫殿毁坏严重，由此殃及《永乐大典》正本，也不无可能。
清代
清朝 康熙 ，学者 徐乾学 和 高士奇 等人在皇史宬中发现了已有残缺的《永乐大典》副本；雍正年间，将原藏于皇史宬的《永乐大典》副本移至翰林院。
乾隆 三十七年（1772年）开四库全书馆时，因要从《永乐大典》中辑佚失传的典籍，对其进行了一次清查，发现已缺1000多册，合2422卷，这一缺失情况得到了乾隆皇帝的重视。清乾隆中期，特别是乾隆帝设《四库全书》馆以来，一些官员想利用《永乐大典》钩辑佚文，趁机偷书，副本随之流失，至乾隆五十九年（1794年），副本已流失1154册。
光绪元年（1875年），修缮翰林院时清查存书，《永乐大典》已不足5000册，其他不翼而飞。主要是职员监守自盗（如一些官员和太监趁管理混乱大行偷盗），也可能是因咸丰十年（公元1860年）英法联军侵占北京，劫掠翰林院，导致大量《大典》流失。 根据清末 缪荃孙 的记载，当时翰林院的官员早晨进翰林院办公时随身携带一件棉袍，打成包袱的样子背在肩上；下午离开翰林院时把棉袍穿在身上，包一册《永乐大典》出来，看守人员毫无觉察。像 文廷式 这样的学者也通过这样的手法偷盗《永乐大典》，数量达到100多册。 光绪十二年（1886年），缪荃孙曾入敬一亭查阅过九百馀册，因丁内艰 而未及遍阅。 光绪二十年（1894年）， 翁同龢 入翰林院查点时，《永乐大典》副本仅存八百余册。
光绪二十六年（1900年）6月23日，《永乐大典》副本最后的劫难到了——八国联军进攻北京，与围攻英国使馆的义和团发生冲突，双方激战。英国使馆毗邻翰林院，战乱中焚毁了翰林院的敬一亭，存放于此的部分《永乐大典》化为灰烬。光绪二十六年（1900年） 八国联军 入侵北京，这场浩劫让《永乐大典》的残存本被分割散裂在世界各国的图书馆或私人手里，有的甚至出现在旧书店或拍卖行里，成为象征 东方文化 的陈列品或高价待沽的商品。据查，《永乐大典》副本在庚子年中共被焚毁或流失300余册。事后，光绪二十七年（1901年）六月十一日，英使馆交回330册，不久又遭到监守者瓜分。 1912年清帝退位后，翰林院将所藏《永乐大典》移交京师图书馆时，仅剩64册。其余各册，要么就此消失，要么流散民间或国外，于今已成各方争相收藏的珍品。
宣统 元年(1909年)京师图书馆筹建之初。学部奏请将翰林院残存的《永乐大典》64册拨交京师图书馆收藏。由于这批《永乐大典》被翰林院 掌院学士 陆润庠 搬至其家秘藏，手续未能马上办理。
民国时期至今
1912年，中华民国政府成立，国务院批准将翰林院所存《永乐大典》残本送归教育部。
1912年7月16日， 鲁迅 出任中华民国教育部社会教育司第一科科长，主管图书馆事务，将残存的《永乐大典》64册入藏京师图书馆。其中，60册置于京师图书馆，4册暂存教育部图书室展览（也被送归京师图书馆）。
1914年，藏书家 董康 ，携带17册《永乐大典》东渡 日本 贩卖，10册转让给书商田中庆太郎，7册由董康直接出售日本公私藏家。
1943年，满铁图书馆购入49册《永乐大典》是年春天，日本东洋文库得悉嘉业堂藏书楼的49册《永乐大典》要出售，他们资金有限，难以买下，便联合财力充裕的 大连 “满铁”图书馆的 松冈洋右 购买。因此，这一大批《永乐大典》得以入藏 大连图书馆 。
1948年， 美国 从 燕京大学 图书馆取走一册《永乐大典》 北平市 解放前夕，美国通过其在燕京大学的代理人，从该校图书馆取走该馆仅藏的1册《永乐大典》。
在此期间还有其他残章回归： 叶恭绰 从 伦敦 买回《永乐大典》戏字韵1册；购自文禄堂3册，购自丰记书局4册；大连图书馆捐赠2册； 翰林院 劫余因故存放在教育部图书室的4册存放入馆；经法国使馆从 巴黎 代购4册； 国立北平图书馆 文津街新馆落成， 美国 英格利夫妇捐赠1册；购自琉璃厂崇文斋2册；购自李劲庵处1册；购自张卿五处1册； 王重民 自 英国 购入1册；自天津徐世章处购入10册； 傅增湘 长子 傅忠谟 转让1册；上海办事处采进1册，运回 北平 。
1951年，苏联列宁格勒大学东方系将11册《永乐大典》赠还中国政府，文化部接收后随即拨交 中国国家图书馆 ； 上海商务印书馆董事会将所属 东方图书馆 藏21册《永乐大典》捐给中央人民政府，由文化部文物局拨交 北京图书馆 收藏； 北京富晋书社捐赠1册；苏联中央列宁图书馆移赠、外交部转交52册；捐赠德国莱比锡大学图书馆移赠3册；苏联海参崴远东大学移赠，经 中国科学院 归还1册； 北京大学图书馆 赠送4册；周叔 捐赠1册；赵元方捐赠1册；顾子刚捐献3册；张季芗捐赠1册；郑光权捐赠1册，由广东文化局送交文化部；陈李霭如捐赠1册；购自 陈清华 处4册； 赵万里 捐赠2册。
1983年，在山东掖县（今 莱州市 ）农民孙洪林看到一幅挂历上印的珍贵古籍图片时，发现家中有一册与《永乐大典》很相似的书，因为不知道书名，家中就用它来夹鞋样和剪纸，还剪掉了书中天头地脚没有字的部分；由于有敬惜字纸的传统，有字的地方都保存了下来， 此书捐献后得到修复。
2004年2月， 国家图书馆出版社 （现 中国国家图书馆 出版社）响应 任继愈 先生的呼吁，完成了中国大陆所藏全部163册《永乐大典》的影印出版。国图仿真影印版《永乐大典》共计418册822卷，本书采用仿真影印的方式，从版式、行款、用料、装帧等等全仿嘉靖副本，精工制作，最大程度还原典籍的版式之美、书写隽秀与插图精巧，还完整留存了原书历经数百年变迁留下的钤印、递藏信息、修复痕迹等内容，为续存这一珍贵典籍做出了最大努力。
2007年11月，全国古籍普查督导组赴 上海市 核查古籍善本，意外发现 加拿大 华裔袁女士处有1册《永乐大典》。此后 国家图书馆 与 国家文物局 组织专家先后四次进行鉴定，认定其为明嘉靖副本《永乐大典》的零册，为卷2272-2274“模”字韵“湖”字册，保存完好， 中国国家图书馆 已藏《永乐大典》前、后各1册卷次相连。国家文物局动用国家文物征集经费购得该书，并列为国家文物。2013年，此册《永乐大典》入藏国家图书馆。
2020年7月7日，在法国博桑·勒费福尔拍卖行举行的 亚洲 艺术品拍卖会上，2册罕见的《永乐大典》（卷2268-2269“模”字韵“湖”字册，卷7391-7392“阳”字韵“丧”字册）现身， 该拍品以640万欧元落槌，含佣金812.8万欧元，最终被一名华人女性买家拍得， 成为文物回流的新例证。此2册与国家图书馆藏本，包括2013年新入藏之册，都可前后卷次相连，实属难得。 据拍卖公司介绍，这两册拍品来源于 法国 私人藏家，其家族成员曾于十九世纪后半叶被派往中国，任至 上校 军衔，19世纪70年代在中国与一些官员相交颇深，得以收藏这两册《永乐大典》。
2021年，国家古籍数字化工程将“《永乐大典》高清影像数据库（第一辑）”立为首批立项项目，并于2021年12月由 国家图书馆出版社 委托 北京大学 数字人文 研究中心承担该项目的设计与研发工作，北京大学数字人文研究中心以北京大学- 字节跳动 数字人文开放实验室为基地，参考《永乐大典史话》《永乐大典流传与辑佚新考》等书著，最终于2023年2月8日将该高清影像数据库正式上线发布于识典古籍平台。《永乐大典》高清影像数据库（第一辑）收录 国家图书馆 藏《永乐大典》四十册、七十五卷，共涉及14个韵部、17个韵字、1800部书，除呈现《永乐大典》高清图像、整体风貌及相关知识外，尝试对部分大典内容做了知识标引示范，为后续《永乐大典》的知识体系化、利用智能化进行探索。
2023年05月16日，由 中国文物保护基金会 携手国家图书馆（ 国家古籍保护中心 、 国家典籍博物馆 ）、 字节跳动 公益，三方联合主办的“同心护珍宝 聚力续华章——‘字节跳动古籍保护专项基金’成果展”中，《永乐大典》“湖”字册再度于识典古籍平台修补完成并上线面世。该数据平台的建成，不仅能够使《永乐大典》纸质文献得以减少损耗，更让《永乐大典》这一宝贵文献走入寻常百姓家。
《永乐大典》副本在世界各地尚存800余卷，438册左右，这一数字还不到原书的4%，其馆藏情况详情如下：
内容
《永乐大典》的思想是集天下之书为一书，以展示 中华文化 的博大精深。《永乐大典》所载古籍内容以句、段、篇甚至全书的形式直录原文，不更改一字。因此保留了许多珍贵古籍文献的文本原貌，尤其是后世已经亡佚的古籍，由于全篇收入《永乐大典》中得以重新流传。
在方法上，《永乐大典》采取按韵与分类两者相结合的“用韵以统字，用字以系事”的编纂方法，也就是依照《 洪武正韵 》的韵目，将所辑之书分列出来，按每韵下分列单字，在每一单字下详集历代各类 韵书 、字书记载该字音韵、训释和它的篆、隶、楷、草各种书体，再依次把有关天文、地理、人事、名物以至奇闻异见、诗文词曲等随字收载。
在内容上，《永乐大典》汇集了从 先秦 到明初的八千种左右的图书，几乎囊括了整个 中国传统文化 的图书典籍，不仅仅是 经史子集 ，还包括了诗词歌赋、戏剧工艺、农田水利、矿产资源等许多方面。
体式
《永乐大典》以韵为纲，以字隶事，每一单字下分类汇集与该字有关的各种资料。字先下训释音韵，再标明篆、隶、行、草、楷等各种书体和异体字，最后分条目抄录典籍中的相关记载，并点明采自什么文章、书籍，是何人撰写的，让人明晰出处，可以查考。每册《大典》约有50叶（页）左右，主要都是二卷一册，一卷一册或三卷一册。
每半叶框高35.3厘米，宽23.6厘米，标题为一行的大字墨书；小字双行，行28字。边栏四周都绘成双边，以“朱丝栏”把每半页隔成八行，行格的笔画粗细均匀，画得一丝不苟。版心间上下各有一条粗粗的“象鼻”， 书口中间有一个“鱼尾”，鱼尾上方记载书名和卷数，下方记载叶数。边框、行线、引用书籍的著者和书名、书口文字，以及断句圈声用的小圆圈概用红色，墨笔用来书写题名、篇名、卷数、韵目、书籍正文并绘制图画， 朱墨灿然，便于查阅。
装帧
完整的《永乐大典》单册装裱庄重朴实，开本宏阔，高50.3厘米，宽30厘米，用明代营造尺来量，高一尺五寸六分，宽九寸三分，具有皇家的威仪和气魄。 装潢形式为包背装，书衣以多层宣纸硬裱，采用明黄色丝绢连脑包过，硬裱镶边，书衣正面左上方贴有长条黄绢镶蓝边书签，右上方黏有一个框，以墨笔题写这一册所属的韵目，又低一字注明这一册是该韵目的第几册。全书栏线为手绘朱丝栏，而非印刷出来的，绘制时先在书页上打上针眼，以针眼确定栏线的位置。
该书的书籍外观极为精美，书叶采用雪白、厚实的树皮纸，每半页8行，大字占1行，小字抄成双行，行28字，楷书端正， 黑色 黝黑，微发古香。其质地旧说系 皮纸或桑皮纸。现经实验室化验，认为应是以构树皮和嫩竹为主要原料制成的混料纸。
关于插图，《永乐大典》完整的时候，插图的式样和种类一定非常多，若单独编纂一本《永乐大典》插图集，堪称古代文明的一次大展示；该书对于名物器具、山川地形、人物、城郭等皆用白描手法绘有图形，形态逼真，精丽工致，可称古代书籍插图中的佳品。
对于书法，用明代官用楷书“台阁体”抄写，书法秀丽工整。
辑佚
清初时期
现存最早《永乐大典》辑佚书的辑佚者当属明代中期政治家、内阁首辅 张四维 。张四维利用参与重录《永乐大典》之机会，从其中辑出了《折狱龟鉴》及《名公书判清明集》二书。张四维对自己感兴趣的文献，随见随录。辑佚没有明确之目的，而不是做竭泽而渔式搜罗。虽然和辑佚之原则不符，但是开创之功不可没也。
雍正十年（1732年）全祖望住 李绂 家中，十三年李 借观《永乐大典》，祖望始得寓目，惊为鸿宝，约与李氏共读之，钞其中秘籍，名动一时。全祖望在对《永乐大典》整体把握的基础上，提出《永乐大典》辑佚的范围和原则，为以后《四库全书》馆臣系统辑佚《永乐大典》奠定了基础。 全祖望所辑《大典》佚书，曹书杰考得十多种，即田畴《学易蹊径》、涂溍生《易疑拟题》、史浩《尚书讲义》、曹粹中《曹放斋诗说》、王安石《周官新义》、张淳《古礼》《古礼释文》《古礼识误》、高元之《春秋义宗》、佚名《春秋鲁十二公年谱》《明永乐宁波府志》、刘敞《公是先生文钞》、唐仲友《唐说斋文钞》、袁燮袁甫《二袁先生文钞》。全祖望竭力宣传《大典》之价值，在当时学界形成很大影响。
乾隆时期
乾隆三十七年正月初四（1772年2月7日）， 清代 最高统治者下诏“稽古右文”，命令在全国范围内搜访图书遗籍，以弘扬文治。乾隆三十八年（1773年）初，安徽学政 朱筠 （1729-1781年）奏请开四库馆，并认为搜辑佚书颇不可缓。他提出的这一建议被 爱新觉罗·弘历 采纳，责令详细简约原书，按经史子集编定目录，命为《四库全书》。
乾隆三十八年在京设立了《四库全书》馆，任命皇六子 爱新觉罗·永瑢 等为总裁， 纪昀 、 陆锡熊 等为总纂，下设总、分校官等360人，抄手3826人，一时学人多集于此。四库馆开，《永乐大典》有组织、有系统之辑佚自此而始。
四库馆臣的辑佚主要是引用《永乐大典》各韵目条下的七八千种书目，经过精细校勘、辨伪和审定，把散见于群书中有价值的文献佚文辑出来，力图恢复其原貌，或将其零篇断简汇集成残本，辑出大量宋元文献。
清乾隆中四库开馆期间对《永乐大典》所作的辑佚工作，主要包括下面几项程序：签佚书单——抄出佚文（散片或散篇）——粘连成册（即辑佚底本）——校勘——誊录成正本。其中最初步的工作是签佚书单，此项工作系由两人每天看20卷，逐册阅读《大典》原本，用事先制好的签条标明该册所要辑佚的书名、页码及佚文条数（有时只标书名，不标页码及佚文条数），粘贴于各册之上，再由另外四人誊录。 可以说，签出佚书的数量，基本上决定了《大典》 辑佚 书的数量。
由于学者们的专心付出和官府充分的物质资助，馆辑成绩显著。参加辑佚的有著名学者 戴震 、 邵晋涵 、 周永年 等共39人。 自1773年至乾隆四十六年（公元1781年），八九年间，馆臣共辑出佚书516种，除了列入存目部分的128种外，收录到《四库全书》的大典本，据《四库全书总目》的《永乐大典》提要载，为经、史、子、集四部书共385种、4946卷，其中经部66部、史部41部、子部103部、集部175部。所录之书的种数大约占整个《 四库全书 》的1/9，数量可观，几乎囊括了我国古代学术文化的各个领域，如 历史学 、地理学、目录学、 农学 、数学、医学、文学等。
历史典籍
历史典籍而言，较为重要的如 薛居正 《 旧五代史 》150卷， 邵晋涵 为此书的辑佚做出了很大贡献，此外他还辑有《 九国志 》； 戴震 则辑有《算经》，二人各有所成。 李焘 所撰520卷的《 续资治通鉴长编 》、 李心传 的《 建炎以来系年要录 》、 樊绰 的《 蛮书 》、 郝经 的《 续后汉书 》《 大金吊伐录 》对不同时期的历史关系研究具有一定价值。
地理学
地理学方面， 赵汝适 的《 诸蕃志 》，可补《宋史·外国传》的不足，并多被《 文献通考 》等所引用。 刘恂 的《 岭表录异 》，在《 说郛 》中有寥寥记载，“大典本”又征引他书，使之内容较为完整。在目录学方面最为宝贵的辑作是 王尧臣 的《 崇文总目 》和 陈振孙 的《 直斋书录解题 》，这两本书在中国古代图书目录学史上占有重要地位。
科学技术
科学技术方面，尤以 农学 、 算学 、医学方面的著述为多，在 辑佚 中占的比重较大。农学著作如 元代 官修的《 农桑辑要 》，此书以《 齐民要术 》为蓝本，又博采他书而成，内容比《齐民要术》更为丰富，成为研究元代统治政策、农业生产状况以及农业发展史的重要资料。算学方面，四库 馆臣 从《永乐大典》中辑出了不少自 先秦 至元代的古数学书，如《 九章算术 》《 孙子算经 》，以及晋 刘徽 的《 海岛算经 》、 南北朝 的《 五曹算经 》和《 夏侯阳算经 》、 北周 甄鸾 的《 五经算术 》、唐 王孝通 的《辑古算经》、宋 秦九韶 的《 数学九章 》、元 李冶 的《益古演段》等；医学方面辑有《颅卤经》《 博济方 》《 苏沈良方 》《伤寒微旨》《 全生指迷方 》《卫生十全方》《产育宝庆方》《 集验背疽方 》《 济生方 》《 急救仙方 》等10余种。
文学
文学方面，四库馆从《永乐大典》中辑录的以诗文集为主，其中许多书兼具文学和 史学 价值。如元人 姚燧 的《牧庵文集》， 周永年 辑佚 的《丛书集成新编》。 周永年 在辑佚宋元诗文集上用力最勤，共辑佚包括永新刘氏兄弟（ 刘敞 、 刘攽 ）所著《公是集》《公非集》在内的10多种早已不传的罕见文集，今天我们读到的《 牧庵集 》《 彭城集 》等“大典本”的宋元文集，无不倾注着周永年的心血。
嘉庆时期
嘉庆十三年十月，嘉庆帝下诏于文颖馆编修《 全唐文 》，经过六年的努力，于嘉庆十九年告成。诸馆臣之中， 徐松 在《永乐大典》方志的利用方面，成绩最大。 此外，嘉庆间纂修《大清一统志》时也曾用过《永乐大典》中的史料。
近代
此时期辑佚所据《永乐大典》非常有限，其辑佚成果属随见随录，基本不成系统。但在《永乐大典》方志辑佚方面的成绩比较突出。张穆抄《经世大典》中西北地图，魏源附刊于《海国图志》 文廷式 辑《寿昌乘》、《交州一记》，《永乐大典》方志零本多种，并嘱 李文田 抄录《广州府》一种；缪荃孙辑《明永乐顺天府志》《明泸州志》《大元一统志》，校补《吴兴记》《吴兴山墟名》； 张国淦 有《永乐大典方志辑本》，陈金林、齐德生校补《南海志》； 潮州市 地方志办公室、 韩山师范学院图书馆 影印《 潮州志 》； 赵万里 辑《大元一统志》；北京图书馆善本组辑《 析津志 》。 陈香白 、李裕民、刘纬毅续有 辑佚 之作。 马蓉 等所汇录之《 永乐大典方志辑佚 》，目前最为完备。 此外，堪称一代宏典的《元经世大典》虽仅存片断，也能为元代典章制度研究提供取证依据。
随着近代图书馆的兴建，皇家图籍深幽琼阁、藏而不传和旧式藏书楼聚艰散易、重藏轻传的观念被打破，欧风东渐，图书是社会公器、归于公藏的理念日益深入人心，学风丕转，不少学者和学术单位对《永乐大典》的研究与搜残存佚工作为功尤巨，成果斐然。 20世纪30年代，在 袁同礼 、 赵万里 等带动下，国立北平图书馆在清点核对文津阁《四库全书》时，发现其中若干种《永乐大典》本与现存《永乐大典》原本文字有出入，于是将《永乐大典》辑供工作列入工作计划中，先后辑出供书达二百余种，但大多没有刊行。此外，成绩比较突出的还有博增湘辑佚《 西湖老人繁胜录 》， 王国维 辑补《 水经注 》， 朱启钤 、 刘敦桢 辑出《 梓人遗制 》，唐主璋编撰《 全宋词 》《全金元》，张国淦《〈永乐大典〉方志辑本》收书九百种， 钱锺书 《 管锥编 》， 郭绍虞 《 宋诗话辑佚 》, 栾贵明 辑成《 四库辑本别集拾遗 》等等，国立北平图书馆先后辑佚达二百一十五种。
保护与馆藏
2026年6月24日，浙江 杭州国家版本馆 举行国宝《永乐大典》捐赠入藏仪式，两册流失海外多年的明写本《永乐大典》正式入藏该馆。该次入藏杭州国家版本馆的两册《永乐大典》分别为明嘉靖 隆庆 间内府写本“湖”字册（卷2268—2269）和“丧”字册（卷7391—7392），与国图藏“湖”字、“丧”字册均相连，且此“湖”字册的出现，使现存的“湖”字卷全部相连（2260—2283），具有深远的文献补遗价值与学术拓展意义。
影响
思想影响
《永乐大典》在思想影响方面主要分为推动百科全书发展、丰富文献资料及推动了辑佚工作等方面。在 类书 编纂史上，《永乐大典》将中国古类书的编纂形式发展成为百科全书的形式，并成为15世纪初年的一个藏书库，其编纂形式为后来的 百科全书提供了借鉴，推动了百科全书的发展；同时，永乐大典收录了大量的古代文献资料，为后世的学术研究和文化传承提供了丰富的资料；此外，由于《永乐大典》中的许多资料为封建统治阶级 所排斥，不是封建时代一般类书所具有的，这些资料为后来的辑佚工作提供了重要的资料来源。
价值影响
《永乐大典》在价值影响方面主要分文献价值和史料价值两个方面。《永乐大典》的最大贡献在于保存了中国明初以前各种学科的文献资料。 尤其是后世已经亡佚的古籍，由于全篇收入《永乐大典》中得以重新流传。明朝至今，已有上千种古籍（含方志）从《永乐大典》中辑出，其史料价值可见一斑。例如 清代 大学者 纪昀 就在《 阅微草堂笔记 》中提到，他编纂《 四库全书 》时，有一次曾在《永乐大典》上看到宋代兵器“ 弩枪箭 ”的图画，很是惊讶。据《永乐大典》记载，“神臂弓”可以立在地上，扣动扳机，箭飞出去可以穿透300步以外的铁甲， 宋朝 的军队用“神臂弓”来对付金兵很有效果。“神臂弓”的制作方法在 孛儿只斤·忽必烈 的时候失传了，“神臂弓”的图画也最终随着《永乐大典》的消亡而消亡了。在编排体例上，它广泛采用百科全书式的条目，及目录学的参见法和索引法，使检索更为方便，提高了它的文献价值和利用率，为后人的学术研究提供了极为丰富和使用方便的文献资料。
《永乐大典》方志中佚文保留了不同时代、不同地区的大量珍贵资料，内容涉及史地、人物、学术、宗教、技艺、物产乃至奇闻佚事等诸多方面。其中多有为正史或他书所未载者，颇具参考价值为历来为治学者所重视。
评价
正面评价
明代著名学者 胡应麟 的《 少室山房笔丛 》中评价：编写《永乐大典》可以让百世以后的人们知道皇朝所储蓄的丰富文献超过古人，是宇宙中的极致事情、人生的伟大境遇，是生人的不同际遇。
清代 文学家 法式善 评价：《永乐大典》所收尤多宋元及明初之书,有关宋元史料极为丰富，特别是所收宋元方志，约略有数百种之多，实如一座蕴藏丰富的矿山宝藏。
清代学者 全祖望 在翰林院得见《永乐大典》后，评价发现其中是许多世所未见之书，大为惊叹。
《 湖北日报 》曾评价：奉皇帝之命编成的皇皇巨制，大部分时间束之高阁；汇集历代学者心血，正本却因战乱水火不存于世；飘零存世的副本拍卖市场上一叶（古籍的叶指筒子页，相当于今天的2页）价格相当于30叶宋版书，不识字的农家用它来夹花样。《永乐大典》本身已成传奇。
《 北京日报 》评价：到明代编辑《 文渊阁书目 》时，许多《永乐大典》采用过的宋元时期著作已经“十不存三四”了，到了 清代 ，只有十之一二还在流传。
负面评价
爱新觉罗·弘历 在《圣谕》中多次批评《永乐大典》“原编体例系分韵类次，先已割裂全文，首尾难期贯串”。
清代 经学家、 训诂学 家 阮元 在《 钦定四库全书总目 》中评价：《永乐大典》一书的缮写较为草率，并不如 洪武 诸本（《御制大 》《御制大诰续编》《御制大诰三编》《御制大诰武臣》）。
近代学者 余嘉锡 在《 四库提要辨证 》中评价《永乐大典》在编纂过程中进行了增删涂改，有的改动了原文，有的没有署名，有的文词芜杂鄙俗，有的脱漏批无撰人，有的直接题名，或标“见”而删其全书，或此有而彼无，或此无而彼有，或前后二卷首尾相隔数行而文不同者，而这些都被忽略并不在意。
学术争议
朱棣 有谓：“ 金玉 之利有限，书籍之利岂有穷也。"故他们或直接利用文渊阁藏书，或于官廷中别置藏书处所，究其目的就在于就近阅读方便，利用藏提供政事参考，并以此论编纂了《永乐大典》。但这部“搜罗尽天下之书,纂校尽廷臣之力”的“奥典”，一直被 统治阶级 所垄断，成为他们炫耀“文治”、御而不用的装饰品。正是这种“藏而不流”的封建文化专制主义，造成了《大典》散亡的大悲剧。
研究书目
文艺影视
《 典籍里的中国 》是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 央视综合频道 策划并播出的大型文化节目，节目以“文化访谈+戏剧+影视化”的方式，对典籍里蕴含的思想精华和传奇故事进行情景化呈现、通俗化解读。其第二季第一集通过通过演绎“布衣都总裁” 陈济 （ 段奕宏 饰）立志、悟道、修书的人生历程，展现了《永乐大典》这一 中华民族 历史上规模最大 类书 的魅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