桐城派

桐城派，别称桐城古文派、桐城散文派，是中国清代文坛上最大的散文流派，其作家多、播布地域广、绵延时间久，文学史所罕见。一般以康熙的方苞为初祖，1930年，桐城派殿军马其昶去世，代表桐城派结束。代表人物有戴名世，方苞，刘大櫆，姚鼐[nài]，姚莹，曾国藩，吴汝纶，马其昶等，其中方苞、刘大櫆[kuí]、姚鼐被尊为“桐城三祖”。

清朝建立后80年间，康熙、雍正、乾隆三朝，是思想界、文化界反抗斗争较激烈的时代。清初的散文作家大抵都沿着明代唐宋派的道路发展。清代科举制度对桐城派古文的兴盛有极大的推动作用，桐城派创始人方苞编选的《古文约选》与《四书文选》，更是将古文与时文紧密联系起来，推动了古文“义法”的广为传播。桐城派的思想谱系，多元多样，复杂丰富。其中，有三条思想脉络尤为重要。一是以程朱理学为主的儒学思想，从“桐城派三祖” 方苞、刘大櫆、姚鼐到桐城派殿军“二姚一马”( 姚永朴、姚永概、马其昶）皆奉程朱为圭臬[niè]，建构起桐城派思想体系的底色和主色；二是老庄思想；三是佛禅思想。这三类思想相互并存，相互竞争，相互影响。

桐城文派初创时期为清康熙、乾隆，代表人物有戴名世、方苞、刘大櫆。明代中叶以后，桐城学术兴起。方苞授徒数十年，成为推动桐城古文运动的中心人物。桐城文派兴盛时期为乾隆年间至1840年第一次鸦片战争之前，代表人物是姚鼐。姚鼐是桐城派集大成人物，揭示桐城古文形成。至此形成所谓“家家桐城”，影响日益扩大，许多治古文者往往借同乡、师生、亲属等关系来证明、强化自己与桐城派的关系，形成了一个声势颇大的古文流派。桐城文派末流时期为1840年鸦片战争后至1919年“五四”运动时期，其中多数为桐城派末流作家。继曾国藩“四大弟子”之后，马其昶声誉最高，有桐城派“殿军”之称。新文化运动起来之后，在一片声讨“桐城谬利种”的呼声中,这一流派终于随着古文写作的衰殆[dài]而渐趋消亡。桐城派的崛起与扩展，恰好与当时的政治、学术、文学发展流变相吻合，故一发不可收拾，逐渐发展为清代影响最大的散文派别。桐城作为一个特定的地理区域与其本身所具有的丰富文化底蕴也为桐城派的崛起提供了支撑，为古文一派的成“派”提供了地域关系的纽带与必要的条件。

桐城派文人把他们所写的散文称为“ 文言文 ”，他们继承了唐宋八大家的古文创作，并在理论上深入发展，在散文创作上提出更多具体的文体标准。桐城派文言文具有鲜明的特色，内容上以宣扬程朱义理、封建伦理道德为主；形式上结构谨严，剪裁精当，文辞雅洁，平易畅达，声调抑扬，杂以说理，辅以考证。桐城派古文理论的核心是“义法”，这也是桐城派古文艺术论的起点和基石。桐城派的另一大特征是在文言文形式方面提出了许多具体的标准。

桐城派自其形成之日起，即为世所诟病。晚清时期的学者，出于“改良群治”的需要，对桐城古文墨守程朱、面于义法的文风更是深为不满。如“夙不喜桐城派古文”的梁启超，不仅创立“新文体”以与桐城古文相抗衡，且于理论上对桐城古文做了极为尖锐和严厉的批评。50年代后，学界对桐城派在文学发展史上的作用及地位，大多予以或多或少的肯定。从徽观上来看，无论在古文理论和古文艺术实践上都有其杰出的贡献。对桐城派的政治倾向和社会作用，学界则大多持否定态度，但也有一些学者认为，“正确的态度应当是把这个文派放在一定的历史条件下考察”，不宜在政治上特称其为“反动派别”。

桐城派在清代文坛上影响极大。时间上从康熙时一直绵延至清末；地域上也超越桐城，遍及国内。师事、私淑或膺[yīng]服桐城派的作家遍及全国19个省(市)计1211人，传世作品2000余种，主盟清代文坛200余年，其影响延及近代，对当代为文亦不无启迪借鉴之作用。清代以来，桐城籍主要作家文集有戴名世的《戴南山先生全集》14卷，方苞的《方望溪先生全集》32卷，姚鼐的《惜抱轩全集》85卷，方东树的《仪卫轩文集》12卷，方宗诚的《方柏堂文集》92卷，刘开的《刘孟涂文集》44卷，姚莹的《中复堂全集》98卷，戴钧衡的《味经山馆诗文钞》10卷，吴汝纶的《桐城吴先生全书》19卷，马其昶的《抱润轩文集》22卷等。

概念定义

桐城派，作为文学流派一般指以“桐城三祖”方苞、刘大櫆、姚鼐所代表的古文流派，又称桐城文派、桐城散文派、桐城古文派。安徽桐城人方苞、刘大櫆和姚鼐三人等人把毕生的精力都用在文学理论和文言文写作的研究上，建立了一个相当完整的文论体系。后来，人们就把追随他们的一批散文家，叫做桐城派。桐城派一般以康熙的方苞为初祖，1930年，桐城派殿军马其昶去世，代表桐城派结束。

桐城文派流衍地域之广，几乎包括了当时经济文化比较发达的大部分地区，北至京，南达岭外，东抵江左，西至云贵高原。与桐城三祖有直接或间接师承关系的，还有所谓阳湖派（江苏省）、仪征派(江苏)、湘乡派（湖南省）、侯官派（福建省 )等支派，在江西、广西壮族自治区也有一定影响。桐城文派的文论中心，就是“ 义法 ”之说。“义法”一语，最早见于司马迁《史记·十二诸侯年表第二·序》：孔子 “论史记旧闻，兴于鲁而次《春秋》，上记隐，下至哀之获麟，约其辞文，去其烦重，以制义法，王道备，人事浃。”

广义上，桐城派还可以代指桐城诗派和桐城画派。清代最早以“桐城派”论诗的是程秉钊，其《国朝名人集题词》云：“论诗转贵桐城派，比似文章熟重轻。”指出桐城派的诗歌与文章一样颇有价值，所论仍重在文言文。现代学界最早以“诗派”称呼桐城的是钱锺书，《谈艺录》专列“桐城诗派”一条，其云：“桐城亦有诗派，其端自姚南菁范发之。”桃范(1702-1771)乃姚鼐伯父，字南青，号姜坞。乾隆七年(1742) 进士。著有《援鹑堂集》五十卷。其诗善于俪事，导源义山，而别开蹊径，实与昆体不同，亦无宋人粗劲之习。

在书画领域，桐城与新安、宣城市、姑熟三画派并称安徽四大画派，以姚元之为代表据《墨林今语》《历代画家汇传》《中国画家大辞典》载：桐城书画家有刘鸡仪、方孟式、方维仪、方以智、姚文燮、张度、吴廷康、姚元之、张似谊、张若霭、张若澄、张乃轩、龙汝言、阐岚、姚康之、张祖翼、胡璋、胡琪、胡直、陈鼎、陈度等数十人，均为桐城画派代表人物。

产生背景

社会背景

清王朝建立后80年间，满贵族征服者用比较野蛮的手段，以维持他们的罪恶统治，民族矛盾、阶级矛盾十分尖锐。特别是康熙、雍正、乾隆三朝，是政治、文化专制统治最残酷的时候，也是思想界、文化界反抗斗争较激烈的时代。这种现实在清初的文学作品尤其是诗歌中，有较强烈的反映。黄宗羲、屈大均和蒲松龄等人的诗文与小说，便有明显的现实主义倾向。康熙末年和雍正、乾隆时期，即清代的所谓“鼎盛”时期。这时，经过清统治者几十年的大规模镇压，汉族人民对清政府的反抗，已由军事斗争转入秘密的地下活动。社会环境逐渐安定，社会经济也由恢复进入发展的阶段。还不断开拓边疆，形成和平统一的局面。可是，由于整个封建制度日益没落，人民起义仍四处纷起，国内阶级关系异常紧张。

清代科举制度对桐城派文言文的兴盛有极大的推动作用，此体现在以下两个方面：一是时文与古文的密切关系，二是桐城派创始诸人与科举制度的密切关系。清代开国以后，在顺治二年（1645）举行首次乡试，清朝科举制度遂正式开始。科举制度作为一种官员选拔制度发展到清代已相当严密、成熟。科举制度通过功名吸引了众多知识分子的注意力，许多士子为博取功名，不惜皓首穷经。由于清代科举以八股文为规定考试文体，故八股文成为各级学校的教学重点，成为士子们追逐功名的武器。有意思的是，八股文在清代的再度风行在很大程度上促成了古文的兴盛，为桐城古文派的崛起提供了条件。八股文又被称为时文，以与文言文相对。时文虽有种种弊端，但却与古文有许多相通之处：首先，时文与古文都恪守程朱义理；其次，在艺术手法上，时文讲究开阖、顿挫、呼应之法，在一定程度上也是对古文艺术手法的借鉴。许多士子为了避免熟滥，很自然地借鉴古文的某些艺术特征来创作时文。明清两代就有不少以时文标准选编、评点古文的选本。

桐城派创始人方苞编选的《古文约选》与《四书文选》，更是将古文与时文紧密联系起来，推动了古文“ 义法 ”的广为传播。《古文约选》作为八旗子弟学校教本的颁行，不仅提高了古文的地位，也使“义法”说具有了官方的权威性，“义法”之说自然得以广泛的传播，也正式将古文义法引入时文写作，使古文与时文空前紧密地结合在一起。文言文与时文空前紧密的关系，不仅使古文成为科举道路上的士子必须修习的重要内容，也极大地提高了古文的重要性与地位，为古文一派重登文坛提供了基础。桐城文派发展至姚鼐时渐成规模，桐城派古文与时文相通的特点，使桐城派文人更易于在科场得售。方苞是康熙丙戌进士，姚鼐是乾隆癸未进士，他们的弟子也多有科举功名，此处不再一一枚举。桐城派在科场上的成功又反过来促进了桐城派古文的传播，尤其是当个别桐城派文士担任科场考官时，桐城派古文更让考生顶礼膜拜。

思想背景

桐城派的思想谱系，多元多样，复杂丰富。其中，有三条思想脉络尤为重要。一是以程朱理学为主的儒学思想，从“桐城派三祖” 方苞、刘大櫆、姚鼐到桐城派殿军“二姚一马”( 姚永朴、姚永概、马其昶）皆奉程朱为圭臬，建构起桐城派思想体系的底色和主色；二是老庄思想，刘大櫆、姚鼐、曾国藩、郭嵩焘、郭庆藩、王先谦、吴汝纶、马其昶、严复等人亦服膺老庄之学，大多著书以立其说；三是佛禅思想，姚鼐、方东树、姚永概、方铸等人亦耽悦佛禅之学，其著述中或多或少地表露出佛性禅心。这三类思想，相互并存，相互竞争，相互影响。

清代的散文作家，有些虽然生于明代，而其主要活动时期是在清代，一般不存在什么民族气节问题。加上当时文网严密，因此，从钱谦益、侯方域到魏禧等人，大抵都沿着明代唐宋派的道路发展。其中汪琬与戴名世二人，要把正统文言文推进一步，开了桐城派的先声。戴名世也是桐城人，出身于中小地主家庭，有一定的爱国思想，但也信奉封建统治阶级所倡导的程朱理学。他比方苞更早提出“立诚有物”。

桐城派自己所讲的系统是这样子的:

左传--史记-- 韩愈归有光方苞

柳宗元

欧阳修

三苏

王安石

曾巩

可以看出桐城派的思想是承接着唐宋八大家的系统下来的：上承左马，而以唐朝的韩愈为主，将明代的归有光加入，再下来就是方苞，不过在他们和唐宋八大家之间，也有很不相同的地方：唐宋八大家虽主张“文以载道”，但其着重点，犹在于文言文方面，只不过想将所谓“道”这东西放进文章里去作为内容罢了，所以他们还只是文人。桐城派诸人则不仅是文人，而且也兼作了“道学家”。他们以为韩愈的文章总算可以了，然而他在义理方面的造就却不深：程朱的理学总算可以了，然而他们所做的文章却不好。他们以为“文即是道”，二者并不可分离，这样的主张和八股文是很接近的。而且方苞也就是一位很好的八股文作家。

从文学角度看，唐宋古文的勃兴源于骈文末流的衰敝，清代桐城派的兴起则源于唐宋以后古文的没落。文言文一脉，兴盛于唐宋，至元代日渐衰落。在有明一代，则几经兴衰沉浮。明初，宋濂重倡韩、柳的载道之文，但作为个人的文学主张，并没有在文坛上形成多大的影响。明代中叶，以王慎中、唐顺之、茅坤、归有光为代表的唐宋派不满于“ 前后七子 ”的一味拟古，他们推尊韩欧之文，反对盲目复古、摹拟剽窃的文风，提倡唐宋古文诸家学古创新、平易通达的传统。继唐宋派而起的明末公安派受李贽 “ 童心说 ”的影响，提出“独抒性灵，不拘格套”的文学主张，不仅与机械地摹古拟古的“前后七子”针锋相对，也与唐宋派文道合一的主张迥异，具有浓厚的反道学思想。公安派强调文学应充分表现作者的个性，一定程度上打破了儒家思想对文学的束缚，是对传统文学与政治紧密联系模式的突破。明清易代，亡国的教训使遗民作家一改明末浪漫颓废的文风，走向简洁崇实，这就为文言文的复兴提供了契机。汪琬、魏禧、侯方域为清代古文三大家，三人行文皆宗唐宋韩、欧古文传统。三人确为古文在有清一代的先导，为桐城派的崛起打下了根基。康雍年间桐城人方苞提倡文宗韩、欧，学宗程、朱，以“ 义法 ”为特色的桐城派古文正式走上清代文坛。经过刘大櫆、姚鼐的传承，蔚然成派。

发展演变

初创时期

桐城文派初创时期：时间为清康熙、乾隆，代表人物有戴名世、方苞、刘大櫆。

明代中叶以后，桐城市学术兴起。明末清初，方以智、钱澄之等人致力于文言文振兴，开桐城派先河。戴名世是桐城派孕育过程的继往开来者，实为桐城派义法理论的先驱。1644年清王朝入关，为巩固地位，尊崇儒家理学，以软硬两手迫使知识分子就范。方苞领导的古文流派应运而生。方苞授徒数十年，成为推动桐城古文运动的中心人物，主要有县人叶酉、张莘农，宁化县雷，吴江区沈彤，天津市王又朴，仁和沈庭芳，大兴王兆符，歙县程鉴等。刘大櫆，主要在乾隆时期，其弟子以桐城市姚鼐、王灼，歙县吴定、程晋芳，常州钱鲁斯等最为闻名，自成“阳湖派”――实为桐城派初创期的别支。

恽敬与张惠言共同开创了桐城派的旁支一阳湖派。对于阳湖派与桐城派的渊源，陆继辂说：“钱鲁斯亲受业于海峰之门，时时诵其师说于其友恽子居(敬)、张皋闻(惠言)。二子者始尽弃其考据、骈俪之学，专志以治文言文 ”。刘声木《桐城文学渊源考》则言：“ 钱伯垌，字鲁斯，阳湖人，监生，卿事刘大櫆，受古文法，转以授之张惠言、恽敬、遂以能文名天下。论者谓伯垌得人而授，使桐城市文学大明于世，贤于自为。“二家之说，大同小异，但都指出了刘大櫆在桐城、阳湖之间的桥梁作用。且恽敬、张惠言皆为姚鼐私淑弟子，文学主张源出桐城派。所以世人视其为桐城派的旁支。之所以称为阳湖派，因开创人恽敬、张惠言为阳湖人，后继亦多同县人，故名。但当时并无“阳湖派”这一名目，直至光绪间，张之洞《书目答问》出，始有桐城，阳湖两派之说。

乾隆、爱新觉罗·颙琰时出现了以恽敬为代表在的阳湖派,这也是因为这一流派中的人大都出于阳湖(今江苏常州)地区的缘故。他们不满于桐城市文言文的贫瘠,追本穷源,认为方、刘、姚等几位宗师识见不高,影响到写作上的成就。恽敬《上曹俪笙侍郎书》谓方苞 "旨近端而有时而歧,辞近醇而有时而 "。《上举主签帆先生主书》谓刘大櫆 "识卑且边幅未化",《与章南》书谓刘"字句极洁而意不免芜近",谓姚鼐 "才短不敢放言高论"。后起的文人要想取得更大的成就，不能"有意于古文",以文人自限,而是应该提高修养,扩大学习习的面《大云山房文稿二集自序》说:"后世百家微而文集行,文集蔽而经义起,经义散而文集益滴。"补救之方,则"百家之敝,当折之以六艺;文集之衰,当起之以百家"。这就跟桐城派的见解有所不同了。阳湖派于不废唐宋文言文的前提下,还主张吸收汉学成就,采纳骈文的笔法,与阮元等人的见解有相通处。总的说来,缘饰经术,纵横百家,是是这一流派的特点,也是桐城市古文的扩展。

兴盛时期

桐城文派兴盛时期：时间为乾隆至1840年第一次鸦片战争之前，代表人物是姚鼐。在姚鼐提出的八个字中,理、格、律三者多袭方说,神、气、声三者多袭刘说,而神、气二者又远承归有光之说。归有光曾用五色笔圈点《史记》,每一种颜色表示一种义例,其中之一便是精神气魄。生辰八字中之味、色二者则是姚氏的独创,这也是为了补弊救偏而提出的。桐城古文的普遍缺点是贫薄。文理清顺,语言质朴,只是藻彩不足,使人有枯瘠之感。于是姚鼐在《古文辞类》十三类中特辟"辞赋类",希望扩大散文写作的源头,吸收骈文写作的成果,使洞城古文在味、色方面丰富起来。

姚鼐是桐城市派集大成人物，揭示桐城文言文形成。主讲钟山、梅花、紫阳、敬敷书院四十余年，传授古文法，培养写作人才。桐城派至姚鼐，形成所谓“家家桐城”。桐城派发展到姚鼐时，影响日益扩大，许多治古文者往往借同乡、师生、亲属等关系来证明、强化自己与桐城派的关系，故桐城派在发展的过程中，人员籍贯日益掺杂，传播地域日渐扩展，其成员的构成也最终脱离出桐城这一地域的界定而走向全国，成为一个囊括众多地区杰出文士的文派。姚氏门下以上元梅宗亮、管同和桐城方东树、姚莹影响较大，世称“姚门四杰”。其次桐城市刘开、新城陈用光、娄县姚椿、宝山毛岳生等亦在高足之列。南北诸省，皆有桐城派传人，形成了一个声势颇大的文言文流派。

末流时期

桐城文派末流时期：时间为1840年鸦片战争后至1919年“五四”运动时期，其中多数为桐城派末流作家。

到了咸丰、同治年间,又有所谓桐城中兴之说。曾国藩 ( 1811- 1872)利用他政治上的声势,大力提倡桐城古文,曾给处于后劲不继状态中的这一流派注人过一支强心剂。因为曾国藩是湖南湘乡人,后人有称围绕曾国藩而形成的这一流派为湘乡派的,借以区别于原来的桐城文派。但桐城派可并不因为曾国藩的大声疾呼而挽回殆势,这是因为他们文章中的"义理"或"经济",都已赶不上时代潮流,只在文章作法上努力,无法写出成功的作品。尽管其后还有严复和林纾出来维持桐城派的残局,林以孤臣孽子自命,而又热衷于翻译小说,这就犯了该派" 文言文之体忌小说"的禁律,因此自命为桐城文派正宗的人还不肯引之为同调。只是不管桐城文派如何抱残守缺或曲意迎新,还是无法避免衰亡的命运。新文化运动起来之后,在一片声讨"桐城谬利种"的呼声中,这一流派终于随着古文写作的衰殆而渐趋消亡。

文章与世变相同。曾氏自称私淑姚鼐，世称：“湘乡派”，实为桐城派的变体。曾国藩弟子以武昌区张裕钊、桐城市吴汝纶、遵义市黎庶昌、无锡薛福名重，有“曾门四大弟子”之称。张、吴立教燕、冀，弟子多达数百人。侯官严复、林纾、陈衍、吴宗祺等，时称“侯官派”，实为桐城派末期支流。继曾国藩“四大弟子”之后，马其昶声誉最高，有桐城派“殿军”之称。多数桐城派作家爱国主义立场、民族气节、爱国主义思想，在政治和创作中有反映。 1930年，桐城派殿军马其昶去世，代表桐城派结束。

主要特点

创作理论

桐城派文言文具有鲜明的特色，内容上以宣扬程朱义理、封建伦理道德为主；形式上结构谨严，剪裁精当，文辞雅洁，平易畅达，声调抑扬，杂以说理，辅以考证。桐城派的文章，内容多是宣传儒家思想，尤其是程朱理学；语言则力求简明达意，条理清晰，他们的许多散文都体现了“清真雅正”这一特点。桐城派的文章，在思想上多为“阐道翼教”而作；在文风上，是选取素材，运用语言，只求简明达意、条例清晰，不重罗列材料、堆砌辞藻，不用诗词与骈句，力求“清真雅正”。桐城派的文章一般都清顺通畅，尤其是一些记叙文，如方苞的《狱中杂记》《左忠毅公逸事》，姚鼐的《登泰山记》等，都是代表作品。

大体说来，早期的桐城派作家，由于其时阶级和民族矛盾还不那么尖锐，反帝、反封建的近代民主主义革命也没有发生，他们的作品在内容上的反动性也不那么突出。特别方、刘、姚等人在文言文理论研究和创作实践方面所作的努力，对于封建文化的发展，确实起过较大的促进作用。

文学观念

关于有物有序的问题

为文须义法并重，有物有序，这是桐城文派众口一词、坚守不渝的一条基本原则，也是他们许多人在写作实践中努力追求的一个重要目标。不过，连曾国藩也曾对姚鼐表示不满说：“惜抱虽云辟汉学，而未得宋儒之精密，故有序之言虽多，而有物之言则少。”桐城文派在义法和物序关系的论述上，对于唐宋古文运动的倡导者和明代唐宋派所主张的文道合一的理论，有一定的继承性。道与文的关系，从广义说，是指政治与艺术的关系；从狭义说，是指文章的内容和形式的关系。从桐城文派的写作实践看，他们的文章从内容到形式，也确实大致符合清代封建统治阶级的需要。桐城派代表作家的文集，主要是些应用文字，其中最大量的是碑志传状，还有不少是议论文。这些文章的所谓“义”和“物”，很少是当时社会生活的实况，也没有反映晚清资产阶级改良主义运动和资产阶级民主主义革命运动的革命内容，更不可能接触到下层人民的疾苦。从其基本政治倾向看，这个文派的作家，大多是封建秩序的忠实“卫士”；这个文派的作品，不少是充满封建说教的御用文学。即以方苞、姚鼐而言，他们的作品，半数以上是寿序、墓志、碑碣、颂铭、哀辞、祭文、家训和赠序这一类一望而知为以宣扬程朱道学为中心的封建糟粕。特别桐城派的末流，更是仇视革命、仇视新文化的一支极端反动的文学流派。

关于复古与创新的问题

在形式上，桐城派提出结构严谨、剪裁适度、起承转合、虚实呼应和雅洁“无滓”等要求，可以说是中国古代散文创作理论的总结。中国的散文形式源远流长，先秦诸子散文和历史散文就有不少优秀的作品。但有意识地把散文作为文学的一种样式来运用，到韩愈、柳宗元才取得较高的成就。此后，经过宋代欧、曾、王、三苏和明代归有光等人的发展，散文创作已获得丰富的实绩。可是，对于散文的特点和创作方法，仅有一些零星的、原则性的议论，还没有上升为完整的理论。到了桐城诸人，经过系统的整理和长期的研究，集唐宋以来文言文理论的大成，融化和兼采各代各派文论的特长而自成一派，建立起相当完整的散文创作理论体系。

关于雅洁的问题

在桐城派看来，雅和俗、洁和繁是对立的。方苞在《书归震川文集后》一文，批评“近俚而伤于繁”，就是不“雅”不“洁”。他们说的“雅洁”，可以说是“义法”的标准，不仅是语言问题，主要是风格问题。换言之，除了经、史中的文言之外，一切口语和浅近、俗白的语言，都在桐城文派的排斥之列。这种保守观念，自是他们热衷于“古道”，信守儒家教条所使然。要确实让他们的作品显得“古色古香”，就必须在语言和风格上仿古和拟古，艺术形式才能与其思想内容相适应。于是，桐城派要刻意求“雅”，势必同现实生活与日用口语的距离越来越远。

古文理论

桐城派文人把他们所写的散文称为“ 文言文 ”，他们继承了唐宋八大家的古文创作，并在理论上深入发展，在散文创作上提出更多、更具体的文体标准。

桐城派古文理论的核心是“ 义法 ”，这也是桐城派古文艺术论的起点和基石。桐城派的另一大特征是在古文形式方面提出了许多具体的标准。最系统的如姚鼐提出的选文和作文标准，即“八章八要”的主张。他在所编选的《古文辞类纂》的序目中说：“凡文之体类十三，而所以为文者八，曰神、理、气、味、格、律、声、色。神、理、气、味者，文之精也；格、律、声、色，文之粗也。然苟舍其粗，则精者亦胡以寓焉?学者之于古人，必始而遇其粗，中而遇其精，终者御其精者而遗其粗者。”他所说的神、理、气、味，是指文章的思想精神；格、律、声、色，是指文章的形式及语言的音韵文采。精寓于粗，即内容寓于形式。至此，姚鼐也就系统概括出了散文创作的艺术特征，建立了一套完整的文言文创作论。

桐城派以神气韵味论文以诗论文意味着古文理论的重心由理性内涵转向了审美意蕴，是对古文中的文学与非文学进行分离的关键环节。对古文家而言，道是文的理性内涵，而神气是文的审美意蕴。强调文以载道，最终会以文的逻辑形式代替艺术形式，混淆文学与非文学的不同；强调神气韵味，就必须注重艺术形式，最终把具有审美作用的文学从杂文学中分离出来。桐城派发展并完善了以诗论文的理论倾向，为形成科学的文学观念作好了准备。

神气韵味作为文言文的审美意蕴，是所有成功的作品都具备的。只要作品达到了自由的神化境界，就可称为“神完气足”、“气韵生动”、神韵天成等等。但由于不同的创作主体有不同的审美趣味和艺术追求，所以他们的作品就可能表现出不同的审美倾向和艺术风格。这样，神气韵味在具体的作品中就表现为阳刚、阴柔、雄浑、飘逸等不同的形态。而审美意蕴的这些具体形态，实际也是艺术创作的审美标准和审美要求。刘大櫆提出“奇高大远简疏瘦华浑浩雄逸”等审美要求，同时也就是抽象的神气韵味表现于经典作品中的具体形态和艺术风格。刘大櫆把他对作品的审美要求概括为十二“贵”，但这十二个概念并没有使用统一的分类标准。如“文贵去陈言”，是从创作方法的角度而言，并不是作品的审美特征或艺术风格；再如“文贵品藻”，意思是作品应该具有独特的风格、品格，品藻实际上就是各种艺术风格和审美形态的总称。但在逻辑形式上，“ 品藻 ”却与子概念并列。并且，刘大櫆又说“品藻”有“浑、浩、雄、奇、顿挫、跌宕”等种类，这些概念实际上可与他提出的十二“贵”中的概念并列或互换。例如，“品藻”中的“奇”，就包括在十二“贵”中。不过这无非就是刘氏对文言文创作提出的一些原则要求、审美标准和理想风格，不妨碍我们对它们进行具体分析。需要指出的是，刘大櫆对古文创作提出的一系列审美要求，大多是诗、书、画论中的范畴，这进一步证明了其古文理论的诗论化倾向。

义法说

桐城派的文道观，实际上是古文家与理学家文道观的融合。理解了古文家和理学家的文道观，桐城派的文道观也就基本清楚了。

方苞在《汉书货殖传后》中提出做文章既要“言有物”，又要“言有序”。前者是说文章要有内容，主要是宋儒的义理，但又力戒空疏，强调实用；后者是说文章讲究表现形式，要有章法结构。义与法的关系，有主有次，相辅相成，内容和形式要成为完整的统一体。方苞认为，形式要为内容服务，内容决定着形式。义法说还包括对谋篇布局“尚简去繁”的要求和对语言文字“雅洁”的提倡，认为只有剪裁得体，结构严谨，语言简洁，才是好文章。刘大櫆在义法说方面加以丰富和补充，强调了散文应具备的情感和气势。他认为，文章的思想内容固然居首要地位，但艺术本身却有相对的独立性，他为此提出了神气音节说。所谓“神”，大体上是指作者的性格特征、思想修养在艺术上完满而成熟的表现；所谓“气”，大体上是指流注在作品中的气势及其所呈现出的面貌；所谓“音节”，则是指长短相间，错综配合的句式结构和抑扬顿挫、琅琅可诵的语言因素。后来，桐城派文人都把因声求气奉为不易之旨。

方苞的“ 义法 ”说，主要不是从审美的角度认识文言文，但正如朱熹的文道一体观，它对内容与形式之间的关系有很深入的揭示，影响了刘大櫆和姚鼐对作品审美构成的认识，同时也有助于我们进一步理解审美意蕴与艺术形式之间的关系。我们在第一章中，曾指出方苞的“义法”主要是作为一个偏义复词使用的，它的意义就是“法”，就是指古文的创作规律和写作技巧，在作品中它就凝结为结构形式。当义与法对举的时候，义指作品的内容，法指作品的形式。方苞描述义与法的关系时说“义即《易》之所谓‘言有物’也，法即《易》之所谓‘言有序’也”。内容与形式在逻辑上是同一的，所以有物与有序的关系也应该是同一的。也就是说，没有无物之序，也没有无序之物。但方苞所说有物有序的关系，在很大程度上沿袭了唐宋古文家所说道与文的关系，所以同样不免裂有物与有序为二物。方苞对“义法”的另一描述是“义以为经而法纬之，然后为成体之文”，这种说法就比“有物有序”圆通得多。因为经是织物上的纵线，纬是织物上的横线，“经”与“纬”是相对而言，如果没有对方的存在，“经”与“纬”就只是一堆没有差别的线，不成其为“经纬”。这种意义上的“ 义法 ”，是对作品内部结构的深刻认识。

姚鼎则扩充和发展了方、刘之说，提出了著名的文言文写作原则，使桐城派古文理论形成比较完整的体系。在《复秦小岘书》中，姚鼐指出：“鼐尝谓天下学问之事，有义理、文章、考证三者之分，异趋而同为不可废。”

代表人物和作品

桐城派代表人物有戴名世，方苞，刘大櫆，姚鼐，姚莹，曾国藩，吴汝纶，马其昶，其中方苞、刘大櫆、姚鼐被尊为“桐城三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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代表人物

戴名世

戴名世（1653年-1713年），清桐城人，散文家，字田有，号南山、夏庵等，康熙进士，曾任教习、知县、翰林院编修。少年才思敏捷，尢留心明代史事，纲罗放失，访明季遗老，考求史实。1702年刊行《南山集》，其中多采方孝标《滇黔纪闻》所载南明抗清之事，五十七岁中进士，三年后被参劾，以“大逆”罪被杀，为清代著名文字狱之一。

戴名世是桐城派的先驱者，其一生的主要成就在文言文创作方面，因《南山集》案罹难，留下282篇古文作品。他生前为了完成“振兴古文”的历史使命，对古文创作提出了一系列理论主张。他要求为文要“率其自然而行其所无事”，在散文创作上主张“道、法、辞三者兼备，精、气、神三者浑一”，系“三祖”文论之直接源头。

方苞

方苞（1668年—1749年），字凤九，一字灵皋，号望溪，安徽桐城人，清代著名文学家，桐城派散文创始人。因与同乡戴名世交往甚密，又曾为《南山集偶钞》作序，被株连下狱，定为死罪，后经重臣李光地多方营救，方免死出狱。康熙六十一年（1722）充武英殿修书总裁。雍正九年（1731）授左中允，次年任翰林院侍讲学士，后升内阁学士，十一年充《一统志》总裁。

他将道统和文统结合起来，首创“ 义法 ”说，为桐城派散文理论奠定了基础，被视为“凡文之愈久而传”的根本法则，是集古今文论之大成”。“义法"说，是方苞文学理论的核心。他在《又书货殖传后》文中说：“《春秋》之制义法，自司马迁发之，而后之深于文者变具焉。义即《易》之所谓‘言有物’也，法即《易》之所谓‘言有序’也。义以为经而法纬之；然后为成体之文。”这里的‘言有物’，指文章在思想内容上主要反映客观现实。方苞以“言有物”“言有序”为主要内容的“ 义法 ”说，总结了中国文言文创作的历史经验，极大地促进了清代古文的发展。

刘大櫆

刘大櫆（1698年～1780年），清安徽桐城（今枞阳县）人，桐城派代表人物。他终生以教书为主要职业，与方苞、姚鼐是承上启下的师生关系，被方苞赞赏为奇才、“国士”，故刘大櫆对恩师方比较敬慕。雍正四年(1726)，刘大櫆初至京师，年富才盛，文动京师。方苞得其文，赞他是韩愈、欧阳修一流人物，一时名噪京城，士大夫多愿与其结交。刘大櫆著有《海峰先生文集》10卷、《海峰先生诗集》6卷、《论文偶记》1卷等。

刘大櫆的文学主张是“神气”说，他在其文艺理论专著《论文偶记》中说：“神气者，文之最精处也；音节者，文之稍粗处也；字句者，文之最组处也；然论文而至于字句，则文之能事尽矣。盖音节者，神气之迹也；字句者，音节之矩也。神气不可见，于音节见之；音节无可准，以字句准之。” 刘大櫆对方苞“ 义法 ”说的补充、拓展，从而丰富了桐城派的文学理论。

姚鼐

姚鼐(1732年—1815年)，室名惜抱轩，世称“惜抱先生”，安徽桐城人，与方苞、刘大櫆并称“桐城三祖”，被后世誉为“ 中国文言文第一人”。清代乾隆二十八年中进士，任礼部主事，官至刑部郎中，充《四库全书》纂修官等。姚鼐是诗人、书法家，著名散文家，其散文以“醇正严谨”著称。姚鼐中年辞官南归，先后主讲于扬州梅花书院、江南紫阳书院、南京钟山书院四十余载，著有《惜抱轩全集》等。

姚鼐是桐城派的集大成者，他的文学主张的核心是“义理、考证、文章”兼长相济说，理由是唯此才能根除作者的“寡闻浅识”，他从古文创作诸要素的客观要求出发，提出为文的“八字诀”：“神、理、气、味、格、律、声、色”，又从“文之至美”出发，从美学的角度，阐明了“阳刚、柔美”的风格论。姚鼐在直接继承与发展戴名世、方苞、刘大櫆的桐城派文论的同时，对整个中国古代文论和文学创作的经验进行了前无古人的总结。

姚莹

姚莹（1785年～1853年1月24日），字石甫，号明叔，晚号展和，因以十幸名斋，又自号幸翁，安徽桐城人。晚清史学家、文学家。从祖姚鼐，是桐城派古文主要创始人。姚莹于爱新觉罗·颙琰十二年（1807年）中举，次年为进士。爱新觉罗·旻宁三十年，协助陆建瀛主持盐务。咸丰初，奉旨赴广西壮族自治区赞理军务，镇压太平军，先后任广西、湖南省按察使，卒于官。代表作有《康輶纪行》《东槎纪略》《识小录》《东溟文集》等几十部。

曾国藩

曾国藩（1811年—1872年），字伯涵，号涤生，湖南湘乡（今双峰县荷叶镇）人，晚清中兴名臣，湘军的创立者和统帅。道光十八年（1838年）进士，入翰林院，累迁大学士，礼部侍郎，署兵、工、刑、吏部侍郎，官至两江总督、直隶总督、武英殿大学士，封一等毅勇侯，成为清代以文人而封武侯的第一人，卒谥“文正”。论学主义理、考据、辞章三者并重，遗稿经后人编为《曾文正公文集》。

吴汝纶

吴汝纶（1840年~1903年）字挚甫，又作挚父。安徽桐城人。清同治三年（1864年）举人，次年中进士，授内阁中书。先后入曾国藩、李鸿章幕府。主讲莲池书院时，曾特聘英文、日文教师，为全国书院首创。又曾为严复译《天演论》《原富》和美日学者多种著作写序，倡导启蒙。《天演论序》传诵尤广，在清末思想界发生很大影响。

马其昶

马其昶（1855年－1930年），字通伯，晚号抱润翁，桐城派末期代表作家。少学文言文辞，师事桐城派作家方存之、吴汝纶，其文日工。他30岁以前，以古文名，著有《抱润轩集》，义宁陈立三推为曾、张而后一人，章太炎亦许为"能尽俗"。30岁以后，专治群经，旁及子史，编纂选述，数十年如一日。著作凡300卷，撰经有《易费氏学》《毛诗学》《尚书谊》《礼记读本》《吕学中庸经合谊》，撰史有《清史稿》《桐城耆旧传》《左忠毅公年谱》；著述诸子百家有《老子故》《屈赋微》《金刚经次诂》。

主要作品

清代以来，桐城市籍主要作家文集有戴名世的《戴南山先生全集》14卷，方苞的《方望溪先生全集》32卷，刘大櫆的《刘海峰诗文集》22卷，姚鼐的《惜抱轩全集》85卷，方东树的《仪卫轩文集》12卷，方宗诚的《方柏堂文集》92卷，刘开的《刘孟涂文集》44卷，姚莹的《中复堂全集》98卷，戴钧衡的《味经山馆诗文钞》10卷，吴汝纶的《桐城吴先生全书》19卷，马其昶的《抱润轩文集》22卷等。

影响

地域影响

戴名世、方苞、刘大櫆、姚鼐被尊为桐城派“四祖”，师事、私淑或膺服他们的作家，遍及中国 19个省(市)计1211人，传世作品2000余种，主盟清代文坛200余年，其影响延及近代，对当代为文亦不无启迪借鉴之作用。

桐城宜人的自然风光对桐城派作家师法自然、清正雅洁文风的形成，产生了积极影响。而桐城市 “外江内湖”的开放性和“群山为之左右”的封闭性的地理位置，又使戴、方、刘、姚“四祖”等“得以经常往来于南挥作用，提高声誉，扩大影响”。桐城人历来把“穷不丢书，富不丢猪”奉为金科玉律，《没有先生名不成》《劝学》等民歌，都反映了民间社会尊师重教的良好风气。正因此，桐城明清两代就拥有进士 265人，举人 589人，其人数之多，比同属安庆府的怀、潜、太、宿、望五县进士和举人的总和还要超出数倍以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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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学影响

桐城派在清代文坛上影响极大。时间上从康熙时一直绵延至清末；地域上也超越桐城，遍及国内。主要人物方苞、刘大櫆、姚鼐、姚莹四人之外，还有方氏门人雷鋐、沈彤、王又朴、沈庭芳、王兆符、陈大受、李学裕，刘大櫆门人钱伯、王灼、吴定、程晋芳等，姚鼐门人管同、梅曾亮、方东树、姚莹等。追随梅曾亮的还有朱琦、龙启瑞、陈学受、吴嘉宾、邓显鹤、孙鼎臣、鲁一同、邵懿辰等。爱新觉罗·旻宁咸丰年间，曾国藩鼓吹中兴桐城派，但又以“桐城诸老，气清体洁”，“雄奇瑰玮之境尚少”，欲兼以“汉赋之气运之”（吴汝纶《与姚仲实》），承其源而稍异其流，别称“湘乡派”。

五四新文化后，桐城诸家的古文创作也被骂得一无是处，胡适、陈独秀、钱玄同、傅斯年等新文化阵营的主要人物，都以其犀利的笔墨，对桐城文派大加挞伐。陈独秀甚而将“明之前后七子及八家文派之归方刘姚”统斥之为“十八妖魔辈”，钱玄同在1918年7月2日《寄胡适之》的信中也说：“彼选学妖孽桐城谬种方欲以不通之典故与肉麻之句调，戕贼吾青年。”是他首次将“谬种”这一诨号加在桐城派头上。20世纪50年代后，学界对桐城派在文学发展史上的作用及地位，大多予以或多或少的肯定。王气中通过对“桐城派的文论体系、桐城派反时文反骈体文反考据文的性质以及桐城派对于中国散文的贡献等方面”的考察，认为桐城派在这些方面都有其突出成就，尤其是桐城派“继承了中国文论以前的传统，加以总结发展，给散文建立了较为系统的理论，这是应该在中国文学史上引起注意的大事”。因此，“ 桐城派在中国文学史上还是有其应有的地位和作用的”。王文的这一看法在20世纪80年代后学界颇多拥赞者。

社会影响

有学者认为桐城派所起的作用，是妨害了中国古典散文的健康发展，和清王朝妨害了中国封建社会的正常发展一样，除此以外，桐城派再也没有其他重要作用了。80年代后，不少学者对桐城派的政治倾向和社会作用持否定态度，其中颇具代表性的是敏泽。其所著《中国文学理论批评史》在论及桐城派时，认为桐城派“从他的创始人方苞起，都是和封建统治者一个鼻孔出气，以维护封建反动统治为己任的”。

桐城派曾经因敢于直面时代问题、为文经世、“因时适变”而获得发展、传承，但面对西方文化强势崛起之大变局，桐城派最后依然坚守传统天朝思维，很难完全改弦更张，最终必然和封建王朝一起退出历史舞台。

桐城派作为清代最典型的文化共同体，解决了当时士人普遍关注的问题。众所周知，在科举时代，读书入仕是无数士人的梦想，因此如果能够有效助力读书入仕，就会得到士人支持。桐城派主要成员都是文章大师，又兼具教师身份，使得他们掌握了文章秘诀，形成一套行之有效的方法。不管是方苞的义法、刘大櫆的因声求气、姚鼐的义理考据辞章，都为如何写好文章提供一条清晰可行的路径。不仅如此，桐城派还把文章理念编入教材，便于更广大范围的士人学习，为共同体不断补充新鲜血液提供支撑。比如方苞主持编纂的《钦定四书文》，是明清官方唯一主导的科举教科书，既为科举主管部门提供衡文之准绳，也为士子揭示作文之矩，该书刊行后，迅速颁布京师及督抚各地，成为士子研读的范本。姚鼐编纂的《古文辞类纂》和曾国藩的《经史百家杂钞》，也因为编纂之精良而受到读书人追捧。可以说，桐城派文章讲求法度，易学易用，有利于科举入仕，是桐城派延续三百年的真正秘诀。

文化影响

桐城派的“载道”思想，适应清代统治者提倡程朱理学的需要；“ 义法 ”理论，也能为“制举之文”所利用，故得以长盛不衰。他们在矫正明末清初“辞繁而芜，句佻且稚”（方苞《书柳文后》）的文风，促进散文的发展方面也起了一定的作用。姚鼐编选《文言文辞类纂》，流传尤广。

理念认同，是传统文化共同体生成的思想基础。共同体是人与人的群体集合，其彼此凝聚的基础是价值认同与思想归属，伊兹欧尼认为，共同体形成不外两点，一是彼此交织的紧密关系，二是共同的价值规范与意义。从桐城派的生成历史来看，三百年一以贯之的是古文辞章与经世济民，而连接辞章与经世的理念是义法。义法最早是经史之学的通行概念，后来方苞把它引入辞章，开创古文义法。简单地讲义法，义就是言有物，法就是言有序，两者相合而成文。其所言之物，并非凭空想象，而是源自现实，寄托经世济民之宏愿；所序之文，也并非辞藻堆砌，而是字里行间流贯生命之气。义法既是格律与神气之统一，也是德行与辞章之统一，还是立言与立功之统一。后来刘大櫆发展了义法理论，强调文人之能事，通过字句、音节来体悟文章的神气，在吟咏唱叹之间荡涤灵府，在吞吐俯仰之际贯通古今。姚鼐在方、刘基础上，吸收乾嘉汉学考据之法，与义理、辞章相融合，义理以尽性，考据以穷理，辞章发其奥蕴，最终实现义理、考据与辞章的统一。此三合一之论，既欲合真善美而为一，又欲合儒林、道学与文苑而为一，体现了姚鼐“道与艺合”“天与人一”的文章至境论。曾国藩绍述姚氏，在义理、考据、辞章之外，增加了经济之学，经济在孔门乃政事之科。在四者之中，曾国藩虽重义理，坚守桐城市派一贯之立场，但更强调经世济民才是思想的基础，如此一来，曾国藩挈揽众长，其文经史百家，其学思辨融通，其事经国济民，通达宏阔，中兴桐城，开辟新境。晚清民国，严复、林纾以桐城之文，翻译西文、西学，启蒙民智，他们与无数仁人志士合力，共同促进中原地区社会由古代向近现代的转化。可以说，桐城派三百年历史，延续几代人，弟子门人逾千，大体都遵循相近的价值理念，把辞章学术与立身相结合，把个体命运与时代家国相联结，与时俱进，淑世民。

第二，师事学缘，是传统文化共同体建构的基本路径。共同体并非自然形成，而是有意识的群体结合。不同类型的共同体，结合方式也不同。斐迪南·滕尼斯把共同体分为三类，即：血缘共同体、地缘共同体、精神共同体。这三类共同体，也对应着三种共同体的建构方式，一是以血缘为中心的家族型共同体，二是以地缘为中心的区域型共同体，三是以价值信仰为中心的精神共同体，精神共同体是共同体的综合形态，结合前两种共同体的特征，“构成一种真正属人的、最高级的共同体类型”，而文化共同体就是精神共同体的主要存在形式。作为典型的中国传统文化共同体，桐城派建构的基本方式是师事学缘。桐城派的师事学缘，涉及人数众多，延续时间漫长，呈现的具体形态也比较复杂，大致可以分为三类，即：私下传授、公共教习与家学赓续。私下传授，又包括家庭设馆、登门拜师与门外别传三种。比如方苞曾受聘宝应刘氏，教授刘师宽、刘师向、刘师恕诸兄弟，刘氏兄弟就成为他正式及门弟子。而范当世负拜师张裕钊，薛福成携文拜师曾国藩等，都成为登门拜师的佳话。门外别传，是指随机指点或信札传授，比如唐文治之于吴汝纶，杨彝珍之于梅曾亮。方苞与刘大櫆，最初也只是偶尔点拨，晚年归隐金陵后，彼此接触才逐渐多起来。相对来说，刘大櫆与姚鼐往来较多，讨论诗古文辞也比较频繁。公共教习主要指翰林院教学与书院教学两种，方苞两度教习庶吉士，雷鋐、储晋观、陈大受等都在这一时期加入方门。姚鼐弟子主体源自书院，方东树、梅曾亮、陈用光、管同、刘开诸人是姚氏书院教学的高第。其他诸如朱琦、龙启瑞、王拯、彭昱尧受教吕璜于秀峰书院，姚永概、尚秉和、傅增湘、高步赢受教吴汝纶于莲池书院等，不胜枚举。比较而言，家学传授是围绕血缘生成的师徒关系，既包括家庭子侄，也包括姻亲外戚。

互利共生，是传统文化共同体发展的基本保障。文化共同体作为一种集体存在，并非想象的群体，而是一种功能性的社群有机体。共同体之所以能够凝聚庞大人群，有的甚至延续数百年，不仅因为成员有共同的理想信念，还因为他们是一个互利共生的群体。社群最核心的吸引力，就是能帮助其成员解决实际问题，促进其持续成长。桐城派作为清代最典型的文化共同体，解决了当时士人普遍关注的问题。众所周知，在科举时代，读书入仕是无数士人的梦想，因此如果能够有效助力读书入仕，就会得到士人支持。桐城派主要成员都是文章大师，又兼具教师身份，使得他们掌握了文章秘诀，形成一套行之有效的方法。不管是方苞的义法、刘大櫆的因声求气、姚鼐的义理考据辞章，都为如何写好文章提供一条清晰可行的路径。不仅如此，桐城派还把文章理念编入教材，便于更广大范围的士人学习，为共同体不断补充新鲜血液提供支撑。比如方苞主持编纂的《钦定四书文》，是明清官方唯一主导的科举教科书，既为科举主管部门提供衡文之准绳，也为士子揭示作文之矩矱，该书刊行后，迅速颁布京师及督抚各地，成为士子研读的范本。姚鼐编纂的《古文辞类纂》和曾国藩的《经史百家杂钞》，也因为编纂之精良而受到读书人追捧。可以说，桐城派文章讲求法度，易学易用，有利于科举入仕，是桐城派延续三百年的真正秘诀。当然，除了正常的功用之外，桐城派还有一些额外的福泽。比如借助名家推荐，获得发展良机。像刘大櫆入京科考就经方苞推荐，声名大噪。其次，通过师长延誉，获得较好的职业岗位。方苞担任三礼馆副总裁时，引荐陈大受、官献瑶、叶酉、赵青藜等多名弟子入馆修书。再次，从事某项共同事业。邓廷桢任安徽巡抚时，援引梅曾亮、管同、方东树、陆继辂、宋翔凤等桐城派成员入其师爷，参赞政务。而曾国藩办理洋务，吴汝纶改良教育，都有大量桐城派成员侧身其间，共襄盛举。

评价

桐城文派是清代文坛最大散文流派，其作家多、播布地域广、绵延时间久，文学史所罕见。（安庆师范大学皖江历史文化研究中心评）

桐城古文运动，是唐宋古文运动的继续、发展、终结。（辞赋大师潘承祥评）

桐城派是我国清代文坛上最大的散文流派，亦称桐城文言文派，世通称桐城派。它以其文统的源远流长，文论的博大精深，著述的丰厚清正，风靡全国，享誉海外，在中国古代文学史上占有显赫地位，是中华民族传统文化中的一座丰碑。（上海安庆经济文化促进会评）

每一时代的理论的思维，都是一种历史的产物，在不同的时代，具有非常不同的形式，并且具有非常不同的内容。”我们要从历史宝库中寻找那拿来即用的东西，是为数极少的。从思想内容看，桐城古文没有多少好东西，陈腐和反动的文章占大多数；从艺术形式和表现方法看，有用的、无用的、有害的又混和在一起，某些多少有用的东西也夹有浓重的八股味。因此，它从刚刚兴起的时候开始，便不断受到许多非议，并不是偶然的。（《文史研究论稿》评）

桐城文派的存在，确实是个充满矛盾、相当复杂的文学现象，要简明精当地判别他的好坏，是颇费斟酌的。（《文史研究论稿》评）

桐城派从清代产生，延续有清一代，至民国依然余波不断，这三百年基业，显然不是单凭文章就可以支撑。如果深入了解桐城派，不难发现，它并非单纯的文派，其在政治、经济、军事、外交、教育、艺术等诸多领域，皆成就斐然。（光明网评）